荒唐文革10

那年代都经历了革命，现在讲起来就是故事。 

剪辫子

　　前清顺治时，以汉族男人（男从女不从，女人可以留发髻）是否留辫子来作为判断归顺清朝的标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辛亥革命时，国民政府下令剪辫子并用以判断是否支持反清共和，一留一剪都是用辫子划分。文革开始时，中国的男人基本没有留辫子的，现今那些留辫子的艺术家男士当年都还没有来得及诞生，总跟辫子较劲儿的革命者只好对女人不客气了，至于中国人为什么有跟辫子过不去的革命传统在新版的《辞海》里也找不到直接答案。
　　66年8月，红卫兵大破四旧，先礼后兵，布告通知所有女辈从此不可再留长辫子，否则格剪勿论。很多女孩从小就留着长辫子，一时间想象不出来自己剪去辫子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急的直哭。人们惹不起闹革命的红卫兵，又实在舍不得剪掉辫子，就先躲在家里不出门。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破四旧的红卫兵可以轮换值班长期坚持，想留辫子的女孩们不能坚持总不出门，熬不过去只好忍痛割爱。那段时间交通路口总有一队队的红卫兵在那里手持剪刀，眼睛不住地搜索过往行人是否留有长辫，一经发现就会围上去，先是向你讲一番剪辫子的革命意义，劝说你把辫子剪掉，肯于就范的还能客气对待。经常有些女孩想要躲避逃跑，红卫兵追上去，把人按倒在地，任你挣扎哭骂，好几个人上去三下五除二，几剪刀就解决战斗。执行剪辫子的多是女红卫兵，开始几天有些男红卫兵也凑过去剪人家辫子，被骂耍流氓，耍流氓也是革命破四旧的对象，结果有的还挨过打。
　　过了几年，剪辫子的风声不那么紧了，女人无发秃拉光肌的人们总是看不习惯，留辫子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也不敢弄成比较张扬的发型，梳个辫子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接受。有些剪别人辫子成癖的小流氓，看见女孩留辫子就能联想到破四旧当红卫兵时可以随便剪别人辫子的兴奋，但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暗中作祟。那几年常有这样的女孩，到单位礼堂或电影院看节目或电影，进去的时候还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节目电影一散场，灯光亮时发现辫子只剩下一条！另一条已经被坐在后座的小流氓趁着熄灯时机用刮胡子刀片偷偷给割掉了。我见过一个这样被割了辫子的女孩，气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强迫女人剪辫子，除了演艺行当里一些登不了台的男士为了装的更像艺术家，正经男人留大辫子的很少见。即使是女性再留两根大长辫子也不免土气一点儿，电视广告上护发养发产品的模特甩动着如瀑布流水般的飘逸秀发，让女性们对辫子开始陌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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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能及的革命

　　77年夏天，我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发电厂实习，趁星期日休息跟同事抽空去了一次洛阳，洛阳有很多名胜古迹，最有名的就是龙门石窟。粉碎“四人帮”以后，龙门石窟刚刚对外开放，附近的关林，白马寺等处由于文革期间被毁坏的面目全非，暂时还不让参观游览。
　　走进龙门石窟就被那里石雕遭到的严重破坏所震惊，解说员告诉我们说有些是解放前被盗卖文物的抠走了，更多的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坏的，当时可以看见成百上千个的小佛像被铲掉了鼻子，剜掉眼睛，稍大的佛像也有面部的损毁，有些独自站立且脖子不够粗的佛像被砸掉了脑袋，嵌在石壁上的佛像可以幸免掉头，可是红卫兵也没有轻易放过它们，很多石佛们缺鼻子少耳朵掉胳膊，办理残废等级证至少是五级以上，现在人们看到的很多是修复以后的石像。
　　大佛像破坏的不算太严重，像奉先寺表情端庄的卢舍那佛，神态生动的力士金刚等，好象没有红卫兵去惹它们，估计是由于佛像太大，弄几把锤子扁铲去砸，无异于蚍蜉撼树。红卫兵们虽然学过《愚公移山》，毕竟干革命多是些懒人们的勾当，跟干体力劳动的感觉还不一样，加上身体经历过困难年间导致的营养不良，又没有人给他们劳务费，就不能责怪他们革命还不够彻底，古代石匠用几百年时间一钎一锤打造的佛像让红卫兵破坏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去破坏长城的原因。
　　有诗云：客来客往都是客，佛大佛小俱为佛，过影旋即付流水，石匠留得千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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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是要办的

　　 68年7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已经彻底被打倒，都在屋里无奈地等着听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处理结果。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班人由刘少奇换成了林彪相当满意，江青工作安排到中央文革也非常理想，心情比较放松。这时看见一个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觉得在不影响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胜负的前提下，欣然命笔为报告写了一段编者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老人家一向不屑于学院式的教育， 经常说书读的越多越愚蠢，我们搞不准老人家自己读书算是多还是少? 读少了还够四个伟大吗？读的多谁敢说他蠢呢？文革两年以来全国所有的学校一天文化课也没上！好不容易把大学差不多都给整黄了，怎么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青年人还是应该感谢伟大的领袖，他老人家精神情绪好的时候会很大方地说“世界是你们的！”。现在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比说大学统统不要办还是相对好接受些。那个年代多少人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不读书不学习或着只读老人家关于革命的书，不敢怒不敢言。这时候有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莫不受到鼓舞，黑暗中看到一点儿希望的光线，青少年们可以有机会学习一点文化科学知识了。
　　 当年理工科的老师听了七二一指示还是很欣慰的，学校里的老师长期不许讲课，这下总算有点事干，不然好几年赋闲在家会憋出毛病来。文科的老师听了七二一指示一时还搞不清楚，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也没讲啊！于是就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一种是老人家先考虑了理工科大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文科方面的指示发表；另一种是这已经说的很明确，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基本就不办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不言而喻更要办。
　　 一个国家要不要办大学需要人们这样去猜测领导人的说话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领导人说办就办，说不办就不办，金口玉牙一句顶一万句.老人家可以觉得自己没上过大学照样可以是书法家，诗人，自己有十个手指头足以算计出中国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还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利害关系，也一样领导诺大的中国，以此证明办不办大学都能革命，可是全中国人民并不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跟着他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难道只是看革命进行的怎么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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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打不动天天读

　　 天天读是指每天早晨上课或上班的开始都要组织起来学毛著，在学校的课程表上第一行（第一节课）全是天天读。是谁发明的雷打不动天天读现在很难查证，和尚，基督教徒都能坚持每天念经祈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差哪儿啦？为了读毛主席的书借鉴一下念经祈祷的形式也算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过那个年代有些嘴巴没把门的说天天读象念经祷告似的都被抓了反革命。
　　 现在学校学生上课的习惯约定是老师走向讲台中间面向学生，有事先安排的班干部喊“起立！”，然后老师与同学互相问好。文革时老师要站在讲台下面背向同学，共同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站好，每个人都用右手捏住袖珍的毛主席语录本，准备呼喊口号。要问文革期间所有的中国人什么口号喊的最多，恐怕非“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莫属，因为其它口号要即兴结合一定的时事或阶段政治任务，而“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是雷打不动天天读的必喊项目。
　　 领喊口号的学生这时要站到前面，竭尽全力满怀深情地高喊：
　　 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合声）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
　　 （合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群情激动，喊声震天，个个嗓子练的足够响亮。每天早上都激动这么一回，整个上午基本就不会犯困了。那年代没有戴手表的学生，几百米以外听见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喊叫声时就会知道已经迟到。接下来大家要从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选择念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结束。其间大多选择以下一些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
　　 然后开始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每天都学老三篇缺少变化，大家几乎都能背诵，形势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五篇名词： 《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回够学一气子，每天选几段念，一直念到下第一节课。我曾经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只念一节课而不是从早到晚都学毛主席著作呢？那样不是更革命，更忠于毛主席吗？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忠于毛主席吗？
　　 一直到我70年下乡，学校里的天天读真正做到了雷打不动从未间断。下乡初期也还有人组织天天读，后来干挖土方的活很累，有些人总愿意多读一会儿，青年点指导员发现他们是想少干点活，改成了定额计件，人们明白读一整天也读不出半个土方来，逐渐习惯了不再搞天天读，那时秋高气爽，天上没有打什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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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玉

　　毛主席像总是光芒四射能让阶级敌人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刘少奇的像则不然，基本不会有什么人因之而发抖。有人发现地质局楼内大厅里几尊领袖像里竟然还有刘少奇！简直是一次革命立功的机会，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数十名红卫兵带着铁锤、绳子直奔地质局大楼，不由分说，上去就砸，把用汉白玉雕成的刘少奇像砸了个稀巴烂，汉白玉碎块撒一地，红卫兵们都晓得汉白玉是好东西，很值钱，过去老头、老太太的烟袋嘴正是此物！现在一人拿上几块感觉很有收获，挺实惠，算不上贪什么便宜，这东西也是革命的见证嘛，就跟采标本似的。以后闻讯赶来的革命群众连碎渣也没捡到，感到十分遗憾，人生的机遇很重要，革命来晚一步，特别不甘心。他们在大厅里面来回地走，寻思着：“剩下的像，还有没有能让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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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蚊子

　　 文革期间家家都挂毛主席的画像，虽然住房都不算宽绰，墙上有时还要挂上好多幅主席语录和主席诗词。什么山水画，年画，人物画（革命领袖除外）等都属于封资修货色，经过了破四旧再没有人敢挂出来，就是想买也没有人敢卖。有个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兼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叫沈浮，家里墙上也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因为夏天里去打毛主席像上落的一只蚊子闯下了大祸，一失手成十年恨。
　　 红卫兵在马路湾大街上召开批斗沈浮的大会，把沈浮押上台先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开始大喊口号，一个红卫兵代表十分愤怒地控诉沈浮：
　　 “沈浮！你这个凶恶的反革命份子，狗胆包天，竟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千刀万剐你也难解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心头之恨！你说，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脸都打出血了，是不是你干的？”
　　那个红卫兵已经进入情景角色，想象着沈浮真的打了他心中无限敬仰的毛主席那红光满面的脸，动了感情，眼泪都快要流了出来。沈浮自然感觉委屈，想说那不是毛主席脸上出的血，是蚊子的血，蚊子是从自己和家人身上吸的血，可是又怕激怒红卫兵引来更多拳脚相加，只好连声说：“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路过的群众没听明白，惊讶的不得了，嗯？还有敢打毛主席的？一个红卫兵跳上台，手里拿一块尖利的石头，怒不可遏地照着沈浮的脸上狠劲乱戳：
　　“你也太狠了！我要叫你脸上出血！我要叫你脸上出血！”
　　沈浮挨的这顿暴打，满脸满身是血，彻底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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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敌台

　　 文革期间很多人都犯过一种罪，叫做偷听敌台。那时美国之音，英国BBC，前苏联莫斯科台，基本上外国电台再加上台湾的广播电台都是敌台，当年外交也不知是怎么弄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有资格做我们朋友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没有华语广播，他们的广播没人懂也收不来。老人家很有气魄全都不在乎，所有外国政府都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那时候总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给出的解释是外国的人民都是我们遍天下的朋友。
　　 六十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开始逐渐普及，类似现在的无线电发烧友的一些青少年能够买些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学习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装好了多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用可变电容调谐就很容易听到与中央台不一样的广播，如果听了两分钟还没有听见念毛主席语录十有八九就是敌台了，另外语调明显不同，敌台播音都很柔和没有我们革命的播音员那么慷慨激昂。这时候转台问题还不大，如果出于好奇心继续听下去就会惹出大麻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甚至不革命的群众也都会立场坚定地出来揭发你。国外电台播放的内容很广，有些青少年耐不住好奇心的驱动总想去听，戴个耳机躲在没有外人的地方听相对安全些，这就叫偷听敌台。可是一旦被人发现轻则开批斗会，记入档案；重则定性反革命抓起来判重刑甚至被枪毙。其实有的人不过是听听音乐或英语讲座，即使是新闻和宗教宣传也不都是专门与中国为敌的，但就是不能让你随便听，老百姓乱听敌台胡思乱想不利于统一思想彻底革命。
　　 市场上出售的电子管或半导体收音机也能接收短波波段的外国电台信号，有些无线电厂在收音机线路里加了带阻滤波，把几个重点的敌台信号给屏蔽掉了。沈阳市周围还有几个干扰台，用与敌台相同频点不断地发出噪声信号，所以打开收音机受干扰很严重，调谐稍偏一点听见的就全是啸叫声。后来敌台很多，甚至一个敌台就同时在很多个频点发射，滤波也好，干扰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8年时，现在几分钱一只的三级管那时要几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能买两三只三级管，我家里还舍不得给我多的钱买三极管等电子元件，经常去看楼下有个比我大几岁的中学生王某摆弄这些东西，我一看见他戴上耳机就约摸他准是在偷听敌台，凭革命觉悟应该揭发他，否则就有知情不举包庇反革命的嫌疑，但又怕他以后揍我，装不知道比较稳妥。王某不仅自己能装半导体收音机还和同学研制安装了两台步话机，为了不引人注意，把天线架到离后楼好几十米的几棵大树之间，天线用木杆架了七八米高，顶端一个十字叉的竹棍用漆包线盘了很多圈，他们自己配方制作电池，步谈机的电池箱做的差不多有现在的计算机机箱那么大，我还用自行车帮着推到两公里外做过通讯试验，不过那次没接收到信号，后来他的同学从两公里外的北陵公园与家里成功通话，感觉真是很神奇，只是第二天王某和他的同学就被公安局的人给带走，审问了一天才放回来，没收了他们弄了好几个月的全部设备，说是非法制作电台，虽然不能偷听敌台，但是威胁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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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吃饺子

　　 76年9月9日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逝世了，全中国都陷入到哀痛之中。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事先没有向全国人民通报，因此让一直以为老人家可以万寿无疆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以至于犯了一些技术处理方面的错误。
　　 辽宁省北部昌图县八面城公社有个姓刘的老农，正赶上亲戚远道来串门，买了点肉也没顾上听广播，全家忙火包饺子招待客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老人家已经去世这件天都快要塌下来的大事， 一家人和亲戚吃饺子其乐融融。同村邻居感到这一家很不正常：别人都在悲痛之中他们怎么还能吃得下饺子？在中国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回饺子，怎么偏赶上老人家去世吃呀？过去皇帝驾崩全国都得服丧一百天，根据这个级别推算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天就开荤吧？于是报告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又报告给公社管治安的派出所，派出所的几个人用手铐把老刘家人给带走了。派出所把老刘家人关了七天，了解到其它地方也有一些吃的不符合精神的类似现象，老刘家人又是在不知道情况的条件下错吃了饺子，不知者不怪，上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具体指示就把老刘家人给放了。后来有人向派出所所长问及吃饺子与治安的关系，那所长也很无奈：“有人来揭发检举，我们也不敢不抓，否则就会犯包庇罪。”
　　 昭乌达盟的平庄矿务局下面有个矿，干体力活的矿工们平时都喜欢喝点酒，老人家去世那天下午大家都去听了广播，回到宿舍已经到了平时喝酒的时间，年轻的矿工徒弟说在这节骨眼上喝酒恐怕不合适，两个年龄大喝酒总能喝出许多道理的师傅说:"你们不懂，喝酒更能寄托我们的哀思。"弄点小菜就喝，开始还闷声不语，几杯喝下肚哀思就看不太清楚了。第二天“喝酒更能寄托哀思”这句传了出去，矿上的派出所带走了这两个矿工，说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关了一个多月，俩人写了不少认罪检讨才放出来，在里面一口酒也没喝着，憋坏了。
　　 我那时在发电厂食堂吃饭，食堂管理员安排了几天茄子云豆素食，一方面考虑这阶段大家都很悲哀，身体内某些机构暂时不能适应工作，不容易消化吸收高脂肪食品，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新的中央文件指导饮食安排，何时开荤这个分寸实在不容易掌握。过了五六天，听说电建公司那边的食堂已经开始卖酱肉了，食堂管理员感觉冷拼盘也是肉，炒菜里少放些肉也不会违背老人家的革命路线，逐渐过渡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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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河上的尸体

　　67年夏天，人们都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市内很多游泳池都不开放，学校不上课，也就管不着我们去野浴，平时经常到新开河去游泳。院子后面的新开河是从浑河里引水的人工河，人工堤坝修的很整齐，河岸两边都是朝鲜族人种的稻田地，河面不到三十米宽，水也不深，有时候河水发黑就知道是上游抚顺那边在洗煤，很多时间河水还能凑和游泳，我们不是很讲究。
　　到了8月份，全国大规模武斗已经开始，很多大中学生红卫兵参加派性武斗就象当年抗日参军上前线那么积极踊跃，我们小学生一扒拉一个跟头抢不上去，天热了还是照样去游泳。新开河水流自东而下，我们从东北局门口的北陵桥处下水，顺水游约一公里在泰山路的桥底下上岸往回走。路上我和小朋友们忽然发现水中有个红色的东西漂浮在离岸一米多远的地方，开始以为要捡到什么宝贝好东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人，我们以前学过一个雷锋，也想做点儿好事，顺手找来树枝把那漂浮的人勾到岸边，人已经死了。死者是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长的又黑又壮，穿着红色的背心和一个被泥水污染看不清颜色的裤衩，身上绑了好多圈铁丝刺网，很明显是被人打死后丢进河里。我们没有想到去报告，文革期间公检法都已瘫痪，没有可以报告的地方，杀人命案能否侦破好象不需要我们操心，想做点儿好事儿暂时没什么思路，站在那多看四十五分钟也不会把死人看活，于是都回家了。回到院子里只不过多了一条见闻传说，据院子里消息灵通人士分析：当时抚顺红工联与抚联两大派性组织正在进行大规模武斗，死者大概是在那边被打死顺水漂过来的。
　　第二天我们去游泳的时候看见那具尸体上落满了苍蝇，脸一变形看上去非常恶心，就不想在那儿游泳了，我们顺河堤岸向上游方向走，过了北陵桥还想走的再远点，忽然看见堤岸外坡面上趴着一个人，走近看居然又是一具尸体！好象刚捞出来不久，地上还有水，穿着长衣长裤全是泥，脸向下也看不见样子，旁边有个破麻袋和一只破胶鞋，我们连续看见两具尸体实在没有心情游泳，于是打道回府用自己家自来水龙头浇浇脑袋凉快凉快，以后新开河上再发现什么淹死人的事件我都不会走近前去看，很长一段日子都没在新开河游泳，宁可多走两公里去到北陵公园里面的青年湖游泳，反正也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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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