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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师道尊严
文革期间大破师道尊严，学生们扬眉吐气再也不用惧怕老师，特别是对被批判揪斗过的老师，可以随便打，不打你骂你都得算格外关照。68年复课闹革命以后，中小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教室，老师还是站在讲台上讲课，学生仍然坐在底下听，这让一些闹过革命的学生特别不习惯，有些被批判过的老师也特别怵那些造过反的学生，见到学生还要点头哈腰，相当客气，这样一来哪还管得住学生啊?
整个社会的权威都树到毛泽东思想那边儿去了，学校老师这边一点儿权威也没给剩下，所以学生不尊重老师，欺侮老师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流氓学生的恶劣行径远非现代人可以想象的，抗大中学有个冉某，总是等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才来学校，一进教室就随便说话，做鬼脸，弄得教室里半天安静不下来，班主任下课时请求他不要再闹，他嘻皮笑脸满口答应。第二天，第二节生产队会计课刚上几分钟就听见教室门上“噹！”的一声响，不知是哪儿扔过来一块石头，老师开门一看没有人又继续上课，过几分钟又是“噹！”的一声响，再去看又没有人，如此反复几次，后来冉某被外面走过来的班主任看见，叫到办公室做了些思想工作，共同学习了几段最高指示，又推心置腹地唠了几句革命的磕儿。最高指示对冉某好象疗效不是很明显，冉某先是用火柴棍塞坏了教室的几把锁头，后来在半路上躲在墙后面用气枪袭击班主任，冉某专门瞄准班主任老师的膝盖射击，打的老师直发毛，老师看不见自己身上有伤，还以为自己抽筋的错觉呢。学校惹不起他，居然把冉某列为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让他当了副排长，入了团，还赠送一句俗话给他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不知道他在哪地方回的头。大概是学习水浒传里搞招安的手法，哄他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几年后他因为组织团伙偷东西被抓起来判了九年。
五排有个吴某，平时就有些赖皮赖脸，文革时哪儿都不开外语课，学校安排英语老师领学生读报纸学社论，吴某看见外语老师就想捉弄她，一上课就喝拉哈拉地反复说着一句俄语，谁也听不懂，莫名其妙。下课后吴某告诉大家：
“我用俄语骂英语老师是个猪，她听不懂，哈哈哈！”
“你跟谁学的俄语呢？”
“俺院有个教俄语的牛鬼蛇神，我让他教我，敢不教我就揍他。”
过了几天，吴某跑到一排的教室门口对着屋里的同学反复地说着一句英语，有人问他在说什么，他回答：
“我说他们的老师是傻瓜！”一排的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吴某觉得用英语骂俄语老师，用俄语骂英语老师是特别开心好玩的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骂人入门，独辟蹊径，后来居然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俄语，还能讲英语，日语和德语！也算得上是个文革的新生事物。文革结束后参加高考，此君数学，语文，政治，历史诸科总分合计不足一百分，唯有外语列当年全省俄语考试第一，辽宁省招生委员会专门讨论后决定破格录取该怪胎人才进了师范大学。只是入学以后坑崩拐骗作风败坏什么龌龊事都干，没到两年被学校给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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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
67年10月中央《 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后，小学生还是不用上学，直到68年8月，中学生上山下乡，中学里腾出了教室，在家里搞了两年多革命的小学四、五、六三个年级学生又挪到中学里来，升学不用考试，到哪儿都是继续闹革命。几个就近小学的学生混合到一块儿就算中学。学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连门窗和桌椅都洗没了，好在天气还不冷，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学校基本就不差什么手续了。
后来学校逐渐恢复，不久就添置了桌椅，安上了门窗，还发了几本新书：《工农业基础知识》，《划线》，《会计》，这是两年中学发的唯一一套课本。还发过很多政治学习材料，都是免费的。
《工农业基础知识》书本最厚，里面从斜面，滑轮，空气讲起，其实就是讲了一点物理和化学的生活常识，书中没有提到过任何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如：牛顿，门捷列夫等人的名字，每个章节都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开头：“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自然规律，例如...” 我想那个时代编教科书的编者真是累坏了，多不容易啊，每一页教材都要给毛主席语录留够地方，要给工农兵留出地方，还要给古代的劳动人民留点地方，连翻好多页也看不见一个算式，公式，定律，不仔细看很容易当成政治学习材料。书的末尾学到了左手定则，书页上画了一只手，拇指指出电磁力的方向，那手画的很大，肯定是老工人的手。
那本《划线》其实是讲一些简单的机械制图知识，书中也是从介绍工人叔叔如何画五角星开始，记得书中有个经验画法口诀：九五顶五九，八五两边分。当时很多人都有草绿军帽还缺少帽顶上一个五星，所以学习画五星都很认真，我琢磨出一个比口诀还简单的办法：两边的五加起来是十，以十为单位长度，八是可以不用的，在中线顶与底线两端用单位长度直接画交叉点就完成了！这是我很多发明创造中的第一次，尽管是那么不值得一提。我教给了我的同桌张某，他也学会了，他就到处去显摆，别人告诉老师说这个办法很好，老师就来问张某是跟哪个工人师傅学的，张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居然说出是跟他爸爸学的！开始我心里还因被他剽窃有些不舒服，听到他说跟他爸爸学的时差点儿笑喷，他说过之后看见了我的表情，特别不好意思。《划线》书里的知识由于跟工厂的工作有关，所以老师讲起来可以放的开一点，还趁机给我们补充了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
还有那本薄薄的一本《会计》，由数学老师给讲，都是日记帐，流水帐和简单表格填写，有两三天就可以讲完，硬是陪了我们一年多时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发现农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往往都是那里的会计，教材给学生们设计的起点不低。老师们为了让我们除了会背毛主席语录多少也要学一点实用的知识，插到会计课里一些数学基础，没等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我们就毕业下乡了，还被算做知识青年，真不晓得没知识的青年都会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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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67年秋天时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已经全关闭，我母亲和几个老弱病残教师被安排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帮助整理书籍资料，有些搬运的体力活就动员我们十几岁的家属孩子去帮忙，帮助把书分类往书架上摆。资料室的书都是用牛皮纸粘书皮，书脊用毛笔字写上书名，搬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些书皮上盖着“禁书”的红色长方印章，感觉很好奇，就打开一本《加林的双曲线体》，在牛皮纸书皮的内侧面上还贴着一块白纸写着钢笔字的批判文字提示，上面写着短短的两行字：“该书鼓吹一个疯狂的个人野心家，想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达到统治世界的罪恶目的，是毒害劳动人民的封资修精神鸦片。”我站在那儿就开始看起来，原来这是一部阿.托尔斯泰写的科幻小说，看了一会儿被资料室的一个教师从我手中把书抽走了，告诉我不要看这些有毒的东西，我已经看出了点兴趣，有些不甘心，趁着别人不注意，我又把书从架子上抽出来躲到最里面的书架过道上接着看。
几个老弱病残给书分类写评语远没有我们搬书快，没两天其它孩子都走了，只有我还在坚守岗位，大家还夸我实在肯干，其实我这时已经受到精神鸦片的控制，不想走了，一本接一本地看，晚上还把书带回家里。资料室里的书分出几类，凡是与马恩列斯毛相关的原著一类书籍归到一起，标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许多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籍则被隔离开，放到标题为：政治丛书及修正主义类。因为那时除了马恩列斯毛原著没有人敢批判外，其它所有的书都是可以批判的，教科书或评论一类书都被算做修正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等前苏联的许多论著，老弱病残们看都没看那些书就可以正确地归类到修正主义里面去。
被点名批判过的书籍和一些影响比较大并且根据文革思路很容易定性的书被分类归到写着大毒草的书架上，像文革前流行的《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古城春色》《苦菜花》等都在其中。资料室许多常用书都有好几套，像《红旗飘飘》一套丛书十多本，是红军将领写的回忆录，一样的书有六、七套，老弱病残们也不做分类跟几套《文史资料》放在同一个书架上让我印象很深，《文史资料》上面多是国民党被俘将领写的交代材料，一套有三四十本。
资料室里有些盖着“贵重”字样印章的书籍，像《四部备要》《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还有一些线装书如：《史记》《词律》《楚辞集注》...，搬过去不用我们来摆放，老弱病残们要小心翼翼地亲自放到带锁的柜子里。当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外国文学书籍，一律归到了标题为“封资修黑货”的架子上，开始我找到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绕地球》几本趣味性很强的小说，也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李尔王》...里的精彩叙述，晚上回家总要带回家一两本书，第二天再带回来。老弱病残们需要我这个力工，也不好意思阻拦我，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批判才看，再说当时那些跟垃圾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的封资修破烂货都是随时准备烧掉的。后来书籍全部整理好了我还是每天泡在资料室里，每天帮助他们搞搞卫生。那段时间约有十几个月，我看了不少名著，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L.托尔斯泰，果戈理，莫里哀，罗曼.罗兰等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后来又开始喜欢诗歌，从泰戈尔的诗歌开始，到普希金，拜伦，济慈，莱蒙托夫，歌德，雪莱，海涅... 很多时候读到这本书里介绍另一本书，就去寻找另一本接着读， 实在是中毒很深，只是一直不知道中了封资修的毒以后身体哪个部位将会有不良反应。
68年我升入了抗大中学（那时候绝大多数学校都叫抗大中学，抗大小学），就很少有到资料室看书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自己通过正规的头脑政治训练觉悟到：看那些书都属于偷看黄书（当年黄书的定义与后来黄书仅限于淫秽书刊不同），如果被学校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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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立场
张健平当年曾经是红卫兵团副主任，抗大中学两千多学生中的皎皎者，一米八五的大个子生在人们整体发育不好的那个年代就更显得挺拔出众。六八年底，沈阳市各个中学都组织慰问团到本校已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青年点进行慰问，张健平很光荣地成为慰问团的一个成员。
慰问团来到昌图县长发公社，校革委会主任学着电影里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样子喊：“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抗大中学两千多名师生向你们致以战斗的敬礼并表示亲切的问侯！”，接着代表校革委会又发给每个青年一本毛主席语录和最新的政治学习材料。那些东西谁手里都攒了不少，开始都当宝贝收藏起来，后来多了没处放挺麻烦。慰问团不讲究实惠，不发营养食品和衣物，不搞物质刺激，走到哪都发精神。
张健平和其他慰问团成员都住在老乡家里，光荣和使命感让他激动的一宿没睡好，第二天很早就起来了。初到农村感觉什么都很新鲜，场院有两伙老农在那里干活就凑了过去，看见几个人在那儿拉碾子，张健平就上前帮忙，干的很卖力，大冬天的，汗都下来了。对面一伙老农都很奇怪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对面老农把学校革委会主任给找了过来。革委会主任一脸严肃地把张健平拽到一边：
“你是怎么搞的？”
张健平原来以为校革委会主任会表扬自己，看来气氛有些不对头。
“你知道吗？你帮助干活的那几个人都是地主富农！阶级立场跑到哪里去了？”
校革委会主任接着又补充道：
“对面干活的才是贫下中农！他们看见你帮助地富干活非常气愤！”
张健平顿时感觉脑袋乱了：自己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城里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都在胸前挂一个白布的标签，农村太坑人了，啥也没挂呀！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张健平当时就被取消了慰问团成员的资格。
回到学校后，红卫兵团确认张健平的阶级立场站到了地主富农一方，不可原谅。撤销了他的红卫兵团副主任职务，让张健平写检查，大小会检讨，弄的灰溜溜的，张健平受到这次打击以后一蹶不振，毕业就下了乡。许多年以后大伙在一起喝酒时，有人跟张健平提起此事指出：
“你的问题在于当时反应比较迟钝，理论水平不行，说话不跟趟。地主富农也是在给生产队干活，你干活并不是帮地主富农干，是给社会主义干，跟他们在一起干便于监督他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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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两个人打架要根据家庭出身来判定是非，如果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就叫阶级弟兄之间的误会，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如果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与贫下中农出身的打架那叫阶级报复。阶级报复的罪名非同小可，轻则批判挨打，重则判刑镇压，株连几代，祸及全家。
69年，广西南宁市有个中学教导主任被一个革委会委员打成了重伤，到医院后伤势过重死了。他的子女亲属到学校办公室里的找那个革委会委员理论，结果那委员不仅没有任何反思，反而大骂教导主任的子女亲属都是狗崽子，让他们滚出去，一家人忍无可忍动手打了那个委员几个耳光，革委会立即调来专政队当场制服教导主任一家人，对外宣布发生了重大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同去的六个子女亲属除只有14岁的妹妹未进监狱外，另外五个人被判刑共计65年！此案碍于人称“广西王”韦国清的影响，直到七九年才得到甄别，一家人已累计服刑四十人年之多。
有个党委书记被打成黑帮份子，他儿子杨某看见红卫兵批判他爸时，有个讨厌的小孩用棍子在后面捅他爸的屁眼儿， 就私下教训了那个小孩。那小孩的爸爸是车队的红卫兵常委，杨某儿子这叫做搞阶级报复，红卫兵当然不能放过，暴打一顿后抓来跟他爸一起批斗，并让党委书记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有人提议再让儿子打爸爸，杨某死活不肯动手打他爸，党委书记怕儿子遭到更多毒打，不停地自己打自己，把自己鼻子都打出血了。
小学生李某与姜某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打了一架，姜某的妈妈找到老李家非常气愤：
“我家是贫农！搞阶级报复咋地？你们家出身地主凭什么还要仗势欺人？我们几辈子都受你们地主阶级的欺压，现在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
第二天，两个小孩又玩到一块去了，小孩子阶级路线搞的没有他妈那么明白，往往一扯到阶级就不论是非，这是阶级观点的一大特征。
近些年人们因为一点小事动粗打架的事已大大减少，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是主要原因，同时也有经不起派出所罚款法律赔偿等方面的因素，如果受伤一方讹起对方，住医院不出来赔多少钱就会心里没底，还有些提出精神补偿费的就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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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革命歌曲
文革之前中国大地上已经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了，革命歌曲应该是个什么样虽然没有精确的界定，但是以进行曲为代表的口号歌很容易被接受，《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只要能说话的就都会唱，当年想找出一个不会唱的比现在找出一个亿万富豪还难。进行曲适合大众集体歌唱，特别是集体游行，单位群众集会上，大唱红色革命歌曲可以壮大声势，振奋精神。
歌曲的颜色往往取决于歌曲的内容，红色革命歌曲并不完全排斥婉转悠扬，音乐优美的抒情歌曲，但是抒情必须是抒革命之情，革命之情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理解都应该是坚定果断，慷慨激昂，豪情壮志，热血沸腾。歌词中关于革命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风向确定，因为革命这个词也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譬如：文革前有一首歌曲《美丽的哈瓦纳》原来算是革命歌曲，那时古巴跟中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后来因为中国大米换古巴糖的贸易出了些矛盾，那年代在中国什么事都能搅和到政治上，双方高层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古巴暂时就被归拢到修正主义，于是歌曲的颜色随之变黄，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歌曲前面加上革命二字，变成黄色以后还是革命歌曲，搞的不伦不类。记得很清楚，68年夏天我去百鸟公园游泳池游泳，那里的广播员放错了唱片，播放了这首歌曲，政治上特别敏感的革命群众立刻愤怒了，全都停止了游泳活动，一起来追究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把那个稀里糊涂的广播员一顿乱打后扭送到了群众专政队。
黄色歌曲也不全与词曲内容有关，有时跟词曲作者政治身份有关，词作者如果出现什么现行政治问题，你写的词全是毛主席万岁也不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写的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文革开始还可以唱，后来贺绿汀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首歌就不能唱了。词曲作者如果一个被打倒另一个没有倒也有处理办法，譬如国歌的作曲是聂耳，聂耳已经去世，文革整他他也不知道，就一直算他是人民音乐家；作词的田汉是被重点批判的四条汉子之一，国歌就不能再用，有人曾提议用《东方红》代替，有人说他老人家没好意思用，他老人家专搞政治的哪有不好意思的事儿啊？可能觉得那歌有点儿像哄孩子睡觉的小调，拿不出手。于是来外宾时国歌曲子照样演奏，非用国歌不可的场合不多，不唱歌词也能糊弄过去。国歌歌词改了很多版本，改的有些不伦不类：原来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改成了“起来，全中国革命的人们！”，现代人肯定找不到这么严肃的创作灵感。黄河大合唱后来被批准演奏的时候把词作者都抠了下去，词作者栏都写成集体重新填词，不是那时的作者都淡泊名利，署上名字离挨批判就不远了。后来很多领导也喜欢做出集体开会决定的事情，私分公款算组织决定可以不担法律责任。
文革前有个《外国民歌二百首 》的歌曲集曾经很流行，文革期间那上面所有的歌曲都成了黄歌，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还算革命一伙的，别的国家都是帝修反。流行越广被批判的就越狠，特别是苏联民歌，谁唱谁是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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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门的人
文革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临街一面有铁丝网，外面还有一条水沟，文革时，铁丝网已被拆去别用，拉铁丝网的木桩也都被革命群众拔走当劈材烧或搭自已家鸡窝、煤棚用了。我上抗大中学时，天天路过那里，人们可以随便走进艺术剧院。
有段时间，艺术剧院开始修大门，可能是争取到了一些跟演样板戏有关的任务。修大门运砖石，挖地基的是一队牛鬼蛇神，他们先是站在篮球场中间立正向老人家请罪，嘴里一套一套的背诵很流利：“我们是牛鬼蛇神，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用自已的汗水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虽然请罪没有全国统一教材，大概内容都差不多。请罪完毕，我听见一个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在布置工作：
“今天下午的任务是抬土。”
咦？这不是<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吗！旁边还有演李鸿章的王秋颖，邓大人此时剃了光头，前额与电影中摘去顶带花翎时一样光亮，只是后面没有辫子道具。胸前缝着一块长方形的白布，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李默然”。
李默然显然是这一队牛鬼蛇神的头，他是个大块头儿，很魁梧，说话慢条斯理，没了致远舰上向将士们发出“撞沉吉野！”命令时的恢宏气度，但看上去情绪还不是很坏，也许是成了牛鬼蛇神，他仍是领导的缘故，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后来不知艺术剧院大门拆过几回，但六十年代末的大门的确是李默然他们亲手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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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纲上线
把一个事物放到政治的角度去看，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析处理叫做上纲上线。政治这个东西本来是统治阶层玩的一种比麻将还复杂的游戏，文革期间却普及到了全体中国老百姓，老百姓平均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有文化也看不懂操纵政治股市的背后内幕，结果绝大多数百姓都是只输不赢，白折腾。
不讲政治立场，阶级觉悟，路线分析的时候，人们说话办事本来没有那么费劲，可是文革期间一经上纲上线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譬如：人们不可以随便讲孝敬父母，要看你的父母是什么成份，中农以上的再讲孝敬那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会被人上纲上线叫做：没有划清界限。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容易划清，因为父母二人未必都是同一种成份，论到爷爷辈，血统问题还要更麻烦，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 虽然没搞DNA测试，搞外调要查到三代以上纯度才能上来一些，也就是说你家前几代人只要有一辈平时能吃饱饭那就有剥削阶级血统的嫌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人怕农村艰苦不愿意去，弄不懂在那个黑社会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街道革委会会组织一队学校的红卫兵到家里去做动员工作消灭死角，宣传他们自己也没看见过的农村大好革命形势，革命青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如果还不走就会上纲上线说你资产阶级思想好逸恶劳，脱离工农群众逃避革命现实，直到说你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总之一定要把你忽悠到农村才算完成一项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
69年初夏，我们到郊区新城子去下乡劳动，天旱一直没下雨，当地有个青年下地干活时抱怨：
“这年头还让不让农民活呀？老天爷一场雨也不给下！”
大队书记刚好听见了，立刻上纲上线：
“这年头怎么啦？现在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天是红彤彤的天，地是红彤彤的地，你这是对社会不满哪！”
一查，那青年家庭出身还是富裕中农（也叫上中农），中农就不是很革命，富裕显然不是好事，书记让生产小队召开路线分析会批判那个青年，罪名是通过天气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
新民县有个立新公社南洼子大队，74年初，我跟宣传队到这里搞批林批孔运动，那里的队干部搞不清这个运动跟其它运动有什么区别，反正跟体育运动不一样。根据经验和印象，政治运动就是要整人，就得有人挨整，如何躲过去才是当务之急。宣传队员无论用多么通俗的讲解他们也听不太懂什么叫克己复礼，开会发言都是程序化地先检讨自己的错误，联系实际，上纲上线，小队长赵福山发言是这么说的：
“头年我儿子结婚时本来也知道不应该搞红白喜事大操办，可是村子里这么多乡亲也不好意思不办哪，后来就克己复礼了，下了半麻袋子高梁米，焖了好几大锅饭，咸盐豆子干了两大盆，还在东山那边捡了两板豆腐，现在还欠着人家的豆腐钱呢，克己复礼可把我坑苦了！人家的孩子到新民县转一圈，来个旅行也把婚儿给结了，多省事儿！”
上纲上线上的有点滑稽，其实里面包含着那个赵队长许多的机智或说是狡黠。他先把政治运动的方向转移到以前批判过的红白喜事大操办这么个不疼不痒的问题上，给自己扣一顶能戴着不是非常难受的帽子，核计给大伙弄点高梁米水饭咸盐豆能批出个啥？谁要是罚款他这先声明还欠着东山两板豆腐钱呢！赵队长的这一套什么运动来了都能用得上，经历过那么多革命运动，这些都不过是小菜，人们适应能力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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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感情
文革期间人的感情是用阶级来划分的，无产阶级感情典型的外部特征就是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前面要庄重，满怀深情，激动不已，比较理想的是眼里这时要噙着泪花；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反动分子的时候要仇恨，一腔愤慨，怒火中烧，连脚都不闲着在地上狠狠地跺，眼睛要瞪的圆圆的，眼睛小的人这时往往很吃亏。父母夫妻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同学同事之间，朋友邻居之间都是阶级的关系，都是阶级感情。可是在生活中如何区别无产阶级感情与资产阶级感情的不同还不是那么简单，人的喜怒哀乐是内心情感变化的一种流露，如果要求人们对于政治生活中每个事物做出符合规范的外部表情反应那还是很有些难度。
七零年放映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人公一家十分悲惨，情节非常感人。抗大中学组织看电影，看过电影所有的女生都是泪流满面，散场以后还在哭，可是有几个男生却没哭起来。回到学校，排里组织讨论会，结果不是讨论电影本身，而是讨论分析这几个没哭起来的男生的阶级感情阶级觉悟的问题，排委会点名批评李某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时，李某委屈地辩解说：
“我哭了，花妮的妹妹摔倒的时候哭了，我就没接着看下去，所以后来没哭。”
看来阶级感情要质量达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持续哭到灯亮以后电影散场基本可以通过验收。
成语里有个幸灾乐祸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古代蠢人悲喜的不合时宜，古代没有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他，出点洋相而已。批斗反革命分子李校长的时候，红卫兵踢他，让他弯腰撅屁股，无论怎么撅都要求他再撅高点，结果没站稳来了个前滚翻，轱碌到了台子底下，引起一阵哄笑。好在台子不高，李校长没摔伤，揉揉脖子又站了起来，自己也觉得好笑，红卫兵见状大怒：
“你还敢笑？重撅！”
结果还没开始撅屁股大家就忍不住笑，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应该严肃的时候笑了，笑的不正确，笑和笑的本质却不相同，李校长的笑是资产阶级带着酸楚苦涩和无奈的笑，而红卫兵的笑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取得斗争胜利的开心。
文革时候批斗反动分子，总要株连其家属子女，批斗会现场红卫兵一边毒打被批斗的人，还要让被批斗人的子女愤怒地高呼“打的好！”，甚至还要子女亲属亲自参与毒打，以证明与其划清了界线，大义灭亲，革命就是泯灭人性，要求那些子女亲属抑制自己真实情感，装出很有革命义愤的样子，逼迫连艺术学校大门冲哪边开都不知道的人们扮做速成演员。
哭也不能随便乱哭，外语系有个女教师被红卫兵批斗时打哭了，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出面干涉不让再打那个女教师，第二天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鳄鱼的眼泪”，批判那个女教师用资产阶级的眼泪来骗取同情，麻痹红卫兵，阴险的很。红卫兵一眼就能看出眼泪是哪个阶级的，连很珍贵的鳄鱼也都一起无偿划给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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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典型
十几年前，我儿子在课堂上给他小学地理老师挑出了一个错误，那位老教师把我和爱人找到学校，我们表示回去一定会向孩子讲明他做法不合适的道理，当时她对孩子的气忿还未平息，说出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不能树！”以我的阅历已经能够从她的这句话里大概了解那位老师的思维方式。也许在她那里培养教育与树是同一个概念，或者是树要比培养教育还重要的多。
树典型是很有特色的词汇，我曾经接触过一位沈阳市委的干部，年轻时专门搞树典型的工作，亲身参与过组织编写李素文，温巨敏等当年树典型搞起来的一些人物的材料，她讲自己那时每天骑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到处调查访问也很辛苦，半夜里还要编写修改交给领导审查的材料，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政治责任，树立一个典型要查清他（她）家的几代人社会关系，背景，要了解他们及其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要收集周围群众的意见和评语，要提炼总结出他们的优秀事迹，更要分析是哪个领导授意树的典型，那个领导本身今后能否站得稳，哎呀，真够累的！
像雷锋，王进喜这些当年已经去世树起来的典型的名字会一直受到较好的待遇，继续活着当典型的也许就有今天没明天，著名的掏粪工人时传祥跟国家主席刘少奇多握了几次手（跟毛主席仅握过一次），文革期间惨遭毒打，定为工贼，遣送回山东不久就病故了。
用典型人物的先进优秀事例教育带动群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典型示范，典型引路，可是一树事情就复杂化了，这个树不像舞台上的化妆，美化一下很正常，美化之后还要拔高，什么事情都要在一定的政治高度上去认识，普通人本来自己努力工作有些成绩未必感觉吃力，可是一旦被树为典型成为政治明星就失去了生活自由，说话行动都受到很多限制，就像现在的有些影视歌星连大街都不敢上，稍不留神就满世界绯闻和走光照。如果被人利用就不仅是受限制的问题了，搞不好就要长期跟监狱保持紧密联系。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是树起来的典型，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一个因为劳动没时间学习写不出问题答案却发了一些牢骚的青年树立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潮流的典型，江青说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要用这块石头打人。树典型的策划者原本带着这样的目的，也难怪被树成典型的本人被人卖了还会做出帮助数钱的蠢事。
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搞以点带面，工业有个王进喜，农业就有人搬出个陈永贵，妇女方面出个吴桂贤，服务行业李素文...各大行业都树立一个典型标兵，让他们当副总理或副委员长，这样筛选树立的典型与西藏寻找转世活佛的方法有些相似，有发指示的就有办事的，多树几个这样的牌位对伟大领袖很有利，因为他们很少自己的想法，基本都是紧跟照办听话的副佛爷，老人家特别放心。很多人被树成典型虽然累一些甚至有风险，但还是非常愿意当的，因为不仅很风光有很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当真以为自己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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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