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谣言
76年初全国上下开展了一轮查谣言的运动，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查的所谓谣言都是真的，很容易让人想到贼喊捉贼的典故。本来造谣生事的多是一些宣传机构，譬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等单位，他们说瞎话造谣言的时候依然可以写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慷慨激昂地振振有词，尤其是广播电台里的男中音，整天念些没用的东西一点也不影响那朗诵的魅力。相比之下，人们传说着真实发生的国家大事倒像从事非法地下活动，窃窃私语不敢声张，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期盼和兴奋的种种复杂心情。说真话实话要小声偷偷地讲，说假话空话才用大喇叭广播，很多年都是如此，可惜了那些广播器材。
当时民间流传被查的所谓谣言主要有几个方面：批评文革的声音，国外的科技进步，红都女皇江青的风流韵事，总理临终召见...当时的各基层领导都是如临大敌，上面层层传达追查谣言的重要革命意义，强调政治谣言的危害，贯彻打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安排布置学习讨论，落实登记每个人的听到的不准再提，到此为止。很多革命基本都是这么搞过来的，基层干部很快就能掌握工作要领。
那时我还在发电厂工作，那里查谣言很严格，领导要与每个人进行单独谈话，分场支部书记和主任还有做记录的一个支部委员把我找到办公室问：
“你最近听到一些什么传说没有？”
“传说？什么传说？”虽然我根据前面被找谈话的人透露，知道领导是在进行普查，但是传说这个词儿好久没听人提了，在我印象里传说是指民间牛郎织女梁山泊一类的故事。
“嗯，也就是不正常的传言，譬如说...”
"譬如什么?"
"最近有没有人跟你提到过江青?王洪文?"
"没有。" 我从来不在背后议论领导。
“有没有人跟你提到过中央内部的斗争？”
“没有。”我只知道中央是个一直都在搞斗争的单位，至于怎么斗的我关心不到那儿，我连组长都不是。
“好，你在这儿签个字，今后如果听见一些关于领导人的议论，特别是关于谈论江青的一定要向组织上汇报。”主任让我在问话记录上签了个字就算结束了对我的调查，我知道自己算是通过了，感觉轻松了些。
跟我一个班组的韩某回答书记主任的话没有我回答的简单扼要，结果受到反复审查。他告诉领导说听到过江青原来和演员赵丹居住在一起，后来才跟的毛主席。这可是惊人的传闻，让他交代是听谁说的，他才反应到麻烦大了，因为实际是听他的准岳父讲的，如果把人供出来，对象非黄了不可，只好说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是混不过去的，领导把公安局的人都招来了，用各种方法启发他的记忆也没有突破爱情的堡垒。后来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言，公安局觉得韩某不像具有编造故事的能力成为“谣言”的根源或者接触过什么大人物的可能，规定他每天必须向领导报告自己的活动内容并且不得擅自离开厂区。
（115）
工人的优势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工人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工人们发现领导一切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没有多的实惠。领导一切是整个阶级的行为，整个阶级都归伟大领袖领导，单个工人基本跟以前吃一样多的饭。
不过工人跟在老人家看来一无是处的臭老九相比还真有不少优势，楼下住着个江西人韩老师，手无缚鸡之能，只懂得些古典诗词，赶上文革已经成了垃圾股，别说攥在手上不扔，想扔都扔不掉啊。邻居搬进一家工宣队员陈师傅，原来是冶炼厂车间工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相处的不错。时间不长生活能力方面的差距就看出来了：先是陈师傅在工厂里弄些角钢和钢筋焊了一个花台吊到窗户外面，放上几盆鲜花明显地改善了生活环境；厨房里的改进就更叫韩老师的爱人羡慕，陈师傅把原来的炉台全部拆掉，放上一个金属架子，上面还铺了一大块从工厂弄的白钢板，擦的干干净净，可以在上边和面做饼包饺子。墙上打了吊柜，油盐酱醋放置的整齐方便，菜刀，菜板，锅碗瓢盆都有固定位置，摆放的很有条理。韩老师除了能从学校领点教课笔记本弄不到白钢板，即使能弄来也不会安装处理，家里不管什么厨具餐具都堆放在窗台上，地上，锅台是擦也擦不净的油渍，一进厨房韩老师就感到非常自卑。
韩老师的儿子上了抗大中学，学校搞军训备战，先是要求每个人上学要带红樱枪，韩老师啥忙也帮不上，他儿子到处踅摸，好不容易找来一根木头棍子，到学校根本拿不出手；陈师傅帮助自己女儿做了杆红樱枪，扎上点红麻穗儿，削出来的扎枪头刷上银粉闪闪发光，拿出来就是标准的电影道具。等到学校要求学生自带刺杀枪到校军训时，韩老师的儿子就更指不上他爹了，搞块木板连削带锯弄了半个月也不成样子，拿到学校混在人群里很不和谐；陈师傅给女儿加工了一杆仿54式步枪的木枪，打上底色，刷上清漆，连枪身刺刀长度都与真枪一模一样。陈师傅还帮助女儿给班级同学用铝板轧了不少标准的五星，他女儿在学校一直都是排委会干部。不比不知道，一比才见差距，韩家全体自愧不如，韩老师的儿子深深地被工人阶级的表现所折服，立志长大要当工人。
文革结束以后，毛主席没了再也没有旁人限制人们学习文化，社会上开始重视学习，有些学校来请韩老师给学生补课，一个多月下来韩老师挣了二百多元的讲课费，他有些激动地对儿子说：
“我要用这讲课费把厨房的炉台碗柜都换成像样的，让你们知道你爸爸不是什么用也没有！”
看来韩老师的自尊心被厨房里的对比伤害很深。
（116）
文化生活
经过文革的大浪淘沙，文艺作品能与老百姓见面的所剩无几，开始还有一本讲英雄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头脑开了窍的《欧阳海之歌》可以出售，后来作者金敬迈不小心看见了江青的一些隐私，只好当反革命分子抓进了监狱，他写的书也都跟着被捆起来下了架。书店冷冷清清无人光顾，书架上全是革命领袖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政治学习材料，看其它书籍都是偷偷摸摸看，没有一个人敢把像《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公开拿到单位或学校去看！除了八个样板戏，允许看的电影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至今我仍很佩服那两个电影的编剧，作品居然能够经受革命的千锤百炼，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地从文革的炼狱中爬过来。
能吸引人们的要算看批判毒草影片，能先弄到一张毒草影片的电影票的人是会产生很多优越感的，革命者找到大批判的活靶正如拳王总希望找到个对手，不能只对空气出拳。当年批判《武训传》，《清宫密史》，《早春二月》等毒草影片激起人们很大的革命兴趣，没有票爬到舞台的顶上往下看，礼堂的后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看完电影感觉麻烦的就是要写批判发言，不能白看，那年代人们大批判水平都很高，一般地说难不倒大家。
在一些环境艰苦的工程公司，党委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规定每周都要给干部工人放一场电影，有没有新电影不是党委领导的责任范围，因为这是政治任务，放映员要例行公事。到了周六露天电影还是照放不误，可是露天广场看电影的人寥寥无几，家属孩子们那时不用考虑学习，在空地上跑跳打闹，一些有影就看的老头老太在银幕前后闲聊家常，打发时间。
广播里面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遍《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有些不甘心一辈子就指靠这几首歌曲过日子的青年暗地里抄写一些外国歌曲或过去的歌偷偷地传唱，如果被某些积极分子发现就十分危险，人家会认为唱歌的人被资产阶级毒害了，一定要进行批判挽救，挽救的方式往往会让被挽救人痛苦不堪
。唱歌本来就是给人听的，怕别人听见就只好唱给自己一个人听，像我这样从来不搞独唱的人也就免去了很多麻烦。
不学习也不怎么工作，虽然营养也不太好，人们还是难免精力过剩，对于毛的语录每个人都能大段背诵，张嘴就来，运用自如。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都搞考试过关，许多人都觉得没有默写背诵毛的语录的考题实在是埋没了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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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前官儿还没那么毛，处长就到县团级，很少有机会见到的，老百姓平时顶多能碰见个科长、支部书记什么的，请示汇报啥呀？说没吃饱？到了文革期间，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词能够用在民间老百姓当中祘是很有想象力的，弄张毛主席画像挂墙上，模拟直接越级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现场，煞有介事地有个庄重仪式，但手续并不复杂。
那种形式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已无从考查，也许就是从烧香拜佛念经的套路搬过来的，最先执行早请示行动的人曾提出早请示应该在吃早饭之前进行，相当于现在很多人主张早上起来上厕所前先喝一杯水的那个时间。清朝末年已经废除跪拜磕头礼俗，所以尽管毛主席无限伟大，人们是可以站着请示汇报的。标准的做法是由一个推选出的类似祭祀司仪的人带领大家，人们用右手托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无论男女都要头戴一顶草绿色帽子，满怀深情地仰望着前方的毛主席画像，先向毛主席像敬礼，用力喊万寿无疆，激动一会儿以后开始背诵二十几段毛主席语录，这个形式就是传说中的早请示，晚上再来一遍就是晚汇报，后来又演变成了一个小时的雷打不动天天读。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那时候人们除了执行固定的山呼万岁、念读语录的形式外，每天都向毛主席具体请示了什么事项，当然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毛主席那边的答复，一切都可以解释为：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曾经有人讨论过近代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创造性，我看得分什么事情，有些人搞点名堂，糊弄鬼神的办法多的很呐。
（118）
路线斗争分析会
文革期间除了召开大型声讨批斗会，游行欢呼庆祝会，最多的还是开路线斗争分析会。不遵守纪律迟到早退开路线斗争分析会，拿学习材料当手纸要开路线斗争分析会，穿件样式新潮的衣服也开路线斗争分析会，说句跟不上形势的话更要开路线斗争分析会，什么事情都往路线上联系，通过路线斗争让人们丧失做人的尊严。老百姓对于还没开始走路就犯了路线错误的事比较打怵，谁也不敢大意，都要坐下来认真学习路线斗争史。文革结束前中国共产党一共开了十次代表大会，共有十次重大路线斗争，忽左忽右，每次开大会都因为路线斗争，多亏及时开了会，否则腿都不知道怎么迈了。
老百姓一发现路线斗争也开会，郑重其事地在屋子里挂上会议的大字块或横幅，表示一种认识的高度。文革期间人们懂得矛盾分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适用批判声讨会，人民内部矛盾适用路线斗争分析会。老百姓都学过《矛盾论》，懂得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矛盾无所不在，所以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是家常便饭。
中学生赵某总说“落后话”，排里召开了路线斗争分析会，会上大家发言质问他为什么打击进步同学，说他们提前到学校打扫卫生是装积极想入团，开会积极发言是想当干部。赵某已经挨过很多次批判，不太在乎这样的质问反而提问：如果不是装积极为什么团员一批下来就不提前到学校打扫卫生了？结果害得那两个新团员为了证明不是装积极又坚持提前到校搞了一个阶段卫生。
男生挨批的比较多，个别女生也有挨批判的。女生爱美平时抹点雪花膏什么的也还可以，有个外号叫“小美人儿”的胡某是个明显的另类，她往脸上抹的是胭粉，把旁边的人薰够呛。排里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说她搽脂抹粉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解释说自己抹雪花膏脸上起疙瘩，是过敏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我那时根本不知道雪花膏和胭粉的区别，一直搞不清哪种香味儿是属于革命路线上的。
本人当年因为在辽河里游泳被开了几次路线斗争分析会，会上很多人愤怒地发言批判我，虽然当时很受伤害，但是现在想起一些人发言的样子觉得非常可爱。路线斗争分析会要求人人发言，人人过关，他们要构思如何把游泳联系到路线斗争方面去，不计报酬地写发言稿，还要为我设计准备许多愤怒的表情，实际上很多人和我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当年也曾空对空地胡乱批判过错误路线，也曾写过许多批判发言稿，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男同学用炉钩子烧热了把头发烫成了卷毛，排里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大家都说他被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下了水，回过头来看，资产阶级是很无辜的，怎么也联系不到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下水，一个自己捡的破炉钩子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腐蚀他的证据呀。在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不讲道理的年代，讲路线斗争大家基本都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看到上面这些鸡毛蒜皮的路线斗争，可能会觉得老百姓偏离了真正的路线斗争方向，实质上那些所谓的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干过什么正事吗？置整个国家国计民生于不顾，斗来斗去，除了破坏还做出过什么比鸡毛蒜皮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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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
75年末，老人家年事渐高，已经多病在身行将就木，凭着一辈子摆弄左右斗争的经验又搞了最后一次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因就是特别不满意自己刚刚委以第一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邓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只要后两项。老人家特别痛恨那些不听自己话的人，生怕坑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很敏感地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躺在床上用一句话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搞运动操作的炉火纯青。
各个单位都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大会，我记得发电厂筹备处的核心组组长（相当于党委书记）站在用脚手杆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声泪俱下：
“同志们！邓纳吉要上台，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在发电厂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我呀！我们能答应吗？”
下面赶紧配合喊：“不能！”，大家都看见书记真的哭了，感觉不像是被所谓人头落地吓哭的，那是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的干部们每逢关键时刻作出重大选择时的一种很得体的姿态。过了半年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还是在那个脚手杆搭建的台子上，核心组组长又激动了一次，他流泪控诉了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说把他从北京发配到了内蒙就是明证。
阜新县粮库有个宣传干事，家里有个母亲没工作是农村户口，自己工资很低三十多岁还没成家，刚刚对邓小平贯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抱有一点儿涨工资的希望，结果又要批判心里很不平，写大字标语的时候把“翻案不得人心”写成了“翻案得人心”，旁边人提醒他写错了，丢了一个字，他想到大家都在盼望涨工资，怎么能不得人心呢？坚持说得人心，结果马上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徒刑。最为悲哀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个宣传干事要求平反，结果却被以疯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改判了死刑！领导是不能错的！搞政治的人用心竟如此险恶。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可就这么总胜利还是有很多经济文化活动不符合革命要求，老人家总觉得‘走资派还在走'，不少人还在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世界总不按照他的想法运行，为了解放全人类消灭帝修反弄的吃不好睡不好很操劳，到了四月七日，亲自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算是取得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后来就写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交给了身边的人，再不放心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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