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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出身
小学六年级时，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填一张表准备报考中学，我问老师家庭出身一栏怎么写，站在老师身边的一个比我早熟不知多少年的同班女生不屑地告诉我：
“你爸是右派，家庭出身当然就是右派啦！”
过了两个月，文革一开始那个女生的爸爸被抓了叛徒，我才想到她说的出身填右派不对，就像她也不能把出身填成叛徒一样，出身和罪名有差别。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听着只觉得刺耳，却没有想到父亲的右派帽子日后会让我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其实在小学时期，那种不公正就无所不在地悄悄伴随我的行踪。小学那个老师认真负责，对学生关心爱护，细致用心，对我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从来没有让我当过中队长以上的职务，最多让我当个体育委员或劳动委员。小时候也许对于老师导演的选举还会产生小小的疑问，长大以后看到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国家有特色的选举就没有任何疑问了。老师的出身是富农，如果让我当了大队委员或班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就有阶级立场的问题，弄不好就会有人闹上来说她压制贫下中农子弟，打击革命后代。
文革开始后，才开始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别人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参加红卫兵，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说的全乎一点叫剥削阶级反动家庭的子弟，简称就叫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也不算坏事，能少惹点祸，只是平时比较受气挨欺侮。我小学的那个班到了文革期间，一多半同学的家长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资叛特黑的，我还不是感觉很孤立。那时上抗大中学已不用考试，有个小学就跟我在一个班中学又分到一班的同学，有时上学在一起走，被他当组织部长的妈妈看见了，竟然告诉他的孩子不要跟我在一起玩，好象我身上有什么比艾滋病病毒还可怕的东西。组织部门的人在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方面做的很绝，其实那同学的爸爸也曾被打成走资派斗的死去活来。那时不要讲有什么自尊心，我对没有无缘无故骂过我的人都是心存感激的。我的那个同学后来在社会上学的浑浑噩噩，干了不少出格的坏事，被判了徒刑，很多年后他妈妈见到我很伤心，说他儿子如果能经常跟我在一起绝不会变成那样。我观察他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起当年不让她儿子跟我在一起玩的这个情节，革命扭曲了人性， 我和她及她的儿子都是革命的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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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位置
文革期间所有出现毛主席的照片，毛必居照片的正中央或放大突出的位置，所有新闻纪录片，毛必须走在最前面，任何人不得僭越。如果出现毛处在次要的陪衬位置或者没有照片中其它人物脸部总面积大的照片，全国人民都会敏感地发现这是重要的政治事件。高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毛出现在照片中要比别人高大，这些都可以通过摄影取角度办到，没有这些政治常识是无法在政宣干部里混的。在公开场合，领导出场的前后顺序是绝对不容混淆的，所以看见报纸上领导名单的排名顺序，就可以知道一帮领导人地位状态的升降，派性组织可以据此分析形势将对哪一方有利，与股市行情分析的原理差不多。出场频率也很说明问题，长时间不出场，则会有人分析出是得了病或是犯了新的错误走岔了路线，中国人那时普遍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都知道伟大的毛领导着中央内部在坚持不懈地斗争着，斗的有多复杂艰难只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乱猜，不少人有鼻子有眼儿地一通分析，像真事儿似的。
我们单位旁边的电力建设公司党委有七个常委，平时就貌合神离，都是经过多次路线斗争久经考验的干部。那时宣传部门的人使用照相机重要的不是懂不懂照相的技术，关键是看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就是能否搞懂领导之间勾心斗角的微妙利害关系。有个年轻的宣传干事给搞活动的领导照相，他把公司二把手常书记在现场戴安全帽的照片放在了办公楼前展示窗里最显赫的位置，一把手姜书记的图片被放到了旁边一点，这下子立刻惹怒了姜书记系列的干部，怀疑宣传部长是常某安插的人，开会时郑重地提出这种颠倒领导位置的做法误导了公司广大革命群众，一度造成了群众对姜书记犯了错误的猜疑，是对党委工作的破坏，撤销了宣传部长的职务，那个惹祸的宣传干事被直接安排到现场锻炼当了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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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代表名单
现在老百姓看电视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根据个人爱好随意换台，看也行不看也可，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文革期间则不同，大家经常被集中起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有个什么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中央N届L次全会公报发布什么的，无论春夏秋冬，大家都必须列队到露天操场上仔细听广播，并且经常安排在晚上八点钟以后，那时没有劳动法，全国人民在业余时间被要求听广播一律没有夜间加班费的。
主席最新指示往往都是一两句话，听听讲了什么大家不会反感，还有振作精神的作用；两报一刊社论虽然需要播送十分八分钟，听习惯了也可以忍受；比较痛苦的是听全会发表的公报，好几项内容在报纸上都要占很大的篇幅。特别是站着听播音员两三字一顿地低速念读那些名单，光是听主席团，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单还可以，几十个人，时间不长；到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几百个人那就得耐心听下去，有尿就得憋着；最要命的是听代表名单，确定林彪当接班人的那个团结胜利的九大会议，第二天上午听广播，代表名单一千五百多人，加上前面的委员候补委员等名单足足念了两个小时！站时间长了腿酸就要动弹动弹，请假上厕所也不能限制太严，说话议论出点声音谁也管不了，因为管事的让大家静下来就要打断听广播，静不到几秒钟底下还是嗡嗡嗡。普通老百姓在那些名单里没有一个亲戚熟人，听完了什么副食品都不能发，一点盼头也没有，就那么干站着听比较难熬，偶尔听见一个什么“陈阿大”，“马小六”之类的名字会觉得很稀奇，底下的嗡嗡声能增加几个分贝。等到最新报纸拿到手，大家除了学习公报的讲话文章外，还要记住几个不认识的汉字，然后查查名单上姓什么的比较多，排排次序，无聊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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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
老百姓这个词没有阶级性，在文革期间跟不上形势停止使用，升级版都叫革命群众。革命群众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具有一定实用功能的，譬如：某人写了一张大字报，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写大字报人的真实姓名，落款往往写成“革命群众”，相当于匿名信，但是跟写匿名信怕打击报复有所不同，人们参加造反无论多高级别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用不着匿名，落款“革命群众”显得堂堂正正，也是为了表示一种革命态度。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全国人民都拿一样多的工资，认为这样才能人人平等，落款就是“革命群众”，大字报下方有人批道：“此人目的不纯！”
"我们"这个复数的第一人称在文革中间显得苍白，不太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用我们革命群众来张大声势是有力度的。例如批判某黑帮分子喊口号："XXX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我们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文革期间，人人都积极主动参加革命，有些在本单位被批判过的黑七类也很想参加革命，但是在本单位已被批倒斗臭不便站出来表态。我们院里有个姓梁的大学团委书记，文革前期抓反动学生也算很革命的，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被斗得死去活来，看见别人如火如荼地革命自己很失落。批斗黑帮高峰时期过后，他上街买菜看见路边一个单位正在开批判会，便挤进去看热闹，那梁书记口才不错，看见那个批判会气氛不够热烈，便情不自禁地领喊起口号，熟练地把单位批判自己的口号改个名字全用上了：
“坚决打倒XXX！”
“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XXX不老实认罪，我们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会场的人跟着一顿狂喊，梁某终于抓住了一次革命的机遇，心情很兴奋。不料冤家路窄，人群中有个认识梁某的红卫兵也在看热闹，看见梁某领喊口号，感觉特别不适应，走过去厉声指责梁某：
“你算什么革命群众？你他妈的是牛鬼蛇神，黑帮分子！”
梁某一看不好想溜走，被人揪住：
“牛鬼蛇神跑我们这儿来也想浑水摸鱼啊？上台去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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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习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规定所有单位礼拜三下午都要进行政治学习，圣经里只讲了第三天出现了干旱的大地和有水的海洋，没讲第三天下午安排政治学习的事，为什么是周三下午?是谁首创不得而知，与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一样，成为无人认领的文化遗产。
早期的周三下午政治学习还是比较正规严肃的，有印刷带序号的学习材料，由地方或单位革委会统一免费发放。发到一定阶段就会有1至30甚至50的合订本，像专业教程课本一样，所不同的是没有封面。学习材料的内容多是中央文件，重要讲话，两报一刊社论，评论员文章，省市级革委会文件通知等等。有些人看到写着“传达到县团级”字样时还会误以为自己享受到了高级待遇，后来一看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这个待遇时又不免有些失落感。还有标题套红印刷的所谓红头文件，开始都是政治上相对重要的文件，后来全都搞套红印刷，分不清哪个不重要。各种文件随着形势变化有些经常被后面文件否定，政治学习这东西本来就是经常颠倒是非，愚弄老百姓的勾当，难免有卖假药说胡话的，老百姓经常是一头雾水。不学还好些，越学越混，现在几十年不搞政治学习老百姓才懂得那玩意一点用都没有。那时不管怎样，学什么不重要，懂不懂也不重要，周三下午去没去很重要。重在参与，别的时间干什么都可以请假，唯独周三下午政治学习不可缺席，政治啊！
后期的政治学习比较宽松，虽然很多单位还改不了继续印刷政治学习材料的恶习，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拿那些材料当宝，定期处理一批废纸，否则总有上面拨款的宣传部门不停地组织印刷出来的垃圾材料无处存放，被政治统帅着灵魂的宣传干部们明知道浪费着世界上的宝贵资源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犯政治错误很恐怖！周三下午开会往往成为一些单位停止正常工作的理由，很多单位都在玻璃窗或门口显要位置标明周三下午开会，不办理业务。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了自觉的政治学习习惯，不用特别通知都能按时到会，女同志带上毛线活，男同志准备好茶水报纸。形式也多样化，发材料除了安排朗读文件内容外，读厌烦了还可以让大家自学，单位领导要对一周前后的工作做个总结安排，下班还经常能够提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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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1968年红卫兵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意图把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打翻在地，但是红卫兵造反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愈演愈烈，为了维护局面平息红卫兵，伟大领袖兵发两路：先是派出军宣队在问题严重的地方搞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后手是组织工厂里的工人成立工宣队派往有学生的各大中院校，配发一篇含最新最高指示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两个宣传队一到位，打、砸、抢、烧、杀基本平息，红卫兵个个低头反思不再张扬。一时间，军人，工人地位身价大涨，能够进入两宣队的更是多有优越感。
每个单位领导出于不同考虑，组织工宣队的情况不尽相同，比较认真的做法是派出按当时标准政治条件好，政治觉悟高的人员。由于派出方向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部门，有些领导选拔工宣队员考虑口才相对要好一点，要能白话的，吭哧瘪肚的不行，否则开大会请工宣队代表讲话，上去光会说“吃好喝好，喝好吃好”一类的不行。但是有些胡诌八咧说话漏风的也很难受，京剧院原来位于一个古色古香的门楼里，工宣队长李某代表工宣队上台讲话说：“上层建筑就是阁楼，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就是要把阁楼顶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都轰下去，占领制高点，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 在阁楼上办公，靠造反上来的院革委会主任带头鼓掌，说工人师傅比喻的很生动，底下职工们议论：“那就赶紧把阁楼腾出来，不要赖在那里当资产阶级老爷。”
L大学来了一批冶炼厂的工宣队员，工宣队提出要扎根上层建筑闹革命，只是上班离家太远，看看能否解决住房问题，那年代的革委会领导在涉及政治问题上都从不含糊，马上支持工作腾出二十几间教授们的房子给工宣队员们搬家来住，冶炼厂革委会发现了窍门，没到半年工宣队换了一批，还需要继续解决住房问题，直到文革结束后这批房产也无法讨回，归到历史遗留问题。
有些单位派出工宣队是站在培养考验干部角度出发，F发电厂有个马师傅，平日工作一丝不苟，业务很强。虽然年轻时没考上大学，但是一直坚持自学成才，当年被派往电力学院做工宣队员，工宣了一年以后回到工厂担任运行值长。刚回厂不久指挥运行员操作就出了大事故，造成煤矿矿井和许多医院大面积停电，工厂党委第二天就直接受到国务院的严厉批评，马师傅和那两个运行员蒙受了很大损失--失去了十多年一遇的涨7元钱工资的机会。原来马师傅去电力学院期间，高压输电线路进行过一次系统改造，两条线路在40公里外有一处合并，两条供电线路必须保持相位一致时才能合并。对于马师傅原来烂熟于心的系统现在改变了，他却按照过去的方式指挥操作，两个操作者平时非常信赖马师傅，结果三个人一起翻到沟里了。
到了后期，有些单位则是把平时在厂里的冗员或不好管理的刺头派出去充当工宣队，这些人有的平时吊儿郎当，作风不正派，连懵带唬地到了一些文化部门，经常惹出麻烦，出点洋相，甚至作案犯罪的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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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武器弹药
文革武斗期时间，民间散落不少武器弹药，不是国家批准百姓有枪弹，而是枪弹赶上文革没人管。红卫兵武斗的高潮是在1967年夏季以后，各单位武装部没来得及收回的枪支都被红卫兵抢去造反了，只是子弹不多，为了防止武斗升级后火力不足，很多单位的红卫兵都自制一些炸药补充。我家有个邻居赵老师，因为制造TNT炸药在文革后期被关押了一年多。赵老师并非好勇斗狠之徒，学的是物理，搞化学炸药却很内行，别人给戴高帽说他是专家，就不讲代价地帮着红卫兵忙活去了。搞炸药那段时间天天不回家，在学校做试验，配出三硝基甲苯做了好多地雷和炸药包。说是如果沈阳军区把坦克开到学校那就有热闹看了，幸亏他搞的那些炸药最后没有派上用场，否则炸死几个人民解放军他就脱不了干系。
中国一直不让讲究自由，一提自由后面还要加个主义，自由总是理解为不遵守纪律淘气捣蛋。自制武器的人多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那些人，我上抗大中学同过桌的金某就是拿自己制造的武器出去惹祸的。他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段无缝钢管，连锯带锉地制作了一把火药枪，安上弹簧勾机，击发发令纸炮和鞭炮火药在大树上打出一个坑，心里有了数。又精心制作了几发装了枪砂的子弹，觉得这下子谁也不怕了。费很大劲搞的枪没发挥一下金某是不会甘心的，晚上出去练枪，照着路边一个卖榛子的老头旁边“嘭！”的一枪打去，老头扔下榛子赶紧逃命，金某缴获大半面袋榛子，把枪收好准备派上更大的用场，结果没过几天把枪拿出来显摆，不小心走火把自己弟弟打伤了。
69年文革停止武斗以后，全国收缴武器弹药，有枪号的枪支都有专人负责追缴，那些自制的土枪土炸药就很难收缴干净，有些人怕交出来还要被追究责任，就把枪支弹药藏匿起来。著名演员吕晓禾的父亲当年被遣送到黑龙江的一个县里，那里的造反派把炸药藏在炕洞里面，天冷点火烧炕引爆了炸药，结果把吕晓禾的一个亲兄弟给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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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
一个顽劣少年欺侮一个比他弱小的孩子，用雪团往人家脖子里塞，小孩气愤地质问他干什么，答曰：“干革命呗!”
一个小孩去厕所大便，别人问他干什么呢？那孩子不无自豪地回答：“干革命呗！”
干革命在文革期间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也是一种时尚，无论做什么都要穿上革命的外衣，无论做什么都与革命挂钩，只要声言是革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为所欲为。所有的人无不以革命为己任，口头上都可以为革命赴汤蹈火，人人自诩为革命者，都是为了革命而活着。
革命是什么？无论革命两个字原来词义如何，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革命，经过文化革命的演绎，革命在大多数人们的概念中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那些热衷于革命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哪些正经事，回过头来看，在那个时代革命优先于生产，学习，生活，所有的生活，生产，学习都要让步于革命。开批判会必须停工停课，政治学习不可取代；上街游行单位关门，崇拜活动任何人不可缺席；人人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一切都要为革命停止。
那时候革命有很多内容：搞各种大批判，政治运动，声讨斗争，虐待迫害黑七类，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打砸抢，喊口号，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造资产阶级的反... 我很想请一个比较专业的革命者再给我们讲讲革命的要点，看看上面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上面那些行为哪有一项是正常的人类行为？哪有一项对人类有益？煽动八亿人口搞如此浩大的革命，浪费了多少能量，糟蹋了多少粮食？革命就是不干活，革命就是人整人，革命就是搞破坏，革命就是人性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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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用论
胡某是我小学同学，小学时学习在班上经常名列前茅，跟我关系不错，文革期间曾经与我进行过一次辩论，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68年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同学来我家玩，看见我正在翻看《古文观止》，便对我说：
“你看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书就说没有用啊？”
“看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是能看出粮食还是能看出机器？” 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政治上的敏感可以不看书名就能正确判断那是封资修，我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可是嘴上还是不服：
“那也不能光看政治学习材料啊！”
“有那么多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不够你学一辈子呀？”
“那些著作也不能看出粮食和机器呀！”
“毛主席著作就是粮食、武器、方向盘，精神变物质，你连这个都不懂，你再看那些书就要中毒啦！”
“看些初中的代数物理总是可以的吧？” 我想转移话题招架一下。
“读书越多越反动，你没看见现在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哪个不是大学毕业？你看见哪个工农兵挨过批判？我哥哥他们初中生马上就要上山下乡了，全国的中学生都要去，全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懂不懂？”
胡某连伟大战略部署都懂，确实比我知道的多，我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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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几派
一家几口人能够和和睦睦过日子是很美好的事情，文革期间很多人家为了革命经常被蛊惑得反目成仇，剑拔弩张，闹得不亦乐乎。革命者很讲究原则性，许多被革命的学习材料洗过脑子的人们都能做到六亲不认，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派性划分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大多数单位主要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所谓造反派主要是一些平时不大会来事儿，受领导压制排斥，对单位领导有意见的群体；保皇派多是一些平时努力表现紧跟领导，得到领导关照器重的群体。不过那时没有自称保皇派的，保皇派是难听的字眼儿，即使大家都看得出来属于保皇派的也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当年造反那是相当时髦！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派性细分有很多学问，不过总而言之各派都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是毛主席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具体应该参加哪一派，所以社会上派性斗争搞得天翻地覆。反映到许多家庭里，斗争起来也不可等闲看，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斗争都相当严肃，有些人几十年过去还缓不过劲儿来。
房产科郭师傅家四儿倆女，除了小儿子还没上中学，另外几个都参加了各自学校或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各人不在同一单位，还能相安无事。郭师傅的大儿子在军工厂工作，参加了辽革站派，还是个小头目；二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辽联派；郭师傅两口子和三儿子都参加了八三一派。沈阳三大派阵营明朗以后，兄弟姐妹与爹妈都各为其主，开始是互不服气，激烈辩论，接着就妈妈奶奶的对骂，后来干脆就动起了手。郭师傅看见老大居然敢和自己对骂还手，抄起了菜刀，要把儿子撵出家门。老大也不含糊，绝不放弃革命阵地，从单位带回来几个造反队员，说郭师傅迫害革命派，必须承认错误。郭师傅脾气大，当众要揍自己儿子，结果被那几个造反队员架住制服。二儿子和三儿子见状上前阻挡，发生推搡打了起来，结果体力人数都不及老大的同伙，吃了亏。一家人从此深恨老大，绝不接受认错，老大再也无脸面对全家。几十年过去，郭师傅老两口已经去世，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老大却从不与家人来往。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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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