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蚍蜉撼树
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黄老师被关进专政队，黄老师原来是体育教研室主任，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块头特别大。专政队李某打别人从不在乎，只是面对黄老师有些打怵，而且看见黄老师从不低头服软，几次叫其它牛鬼蛇神打他都因为惧怕他的威猛没打成，心中很是郁闷，非要亲手整治他不可。那时学校没有规范的监狱小号，专政队把牛鬼蛇神都关在教室里。一天，李某手持一根楞木绕到黄老师背后，突然照着黄老师后脑勺狠狠一击，黄老师被击中后有些踉跄，没站住双手在空中一划拉，把李某拍倒压在了屁股底下。两人倒地刚好挤到墙角，任李某怎么用力，也翻不动身高一米九，体重120公斤的黄老师，情急之中杀猪般地连连叫喊：“快来人哪！”，但是自己事先反锁了教室门，其它专政队员一时进不来，临时找来撬棍才打开门，李某被压在黄老师身底下都快瘀血了。此时黄老师还处在“半昏迷状态”，大家拽开他，李某才得以爬起来，照着倒在地上的黄老师连踢好几脚，被另外的专政队员拉开，有人掐黄老师的人中才见他慢慢苏醒，后脑勺上流着鲜血。李某还想再打黄老师，只是摔倒时腰被碰伤，打人使不上劲又疼的厉害，赶紧去了医务所。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老师走五七从农村回来后谈到此事回忆道：
“当时我早就知道他不怀好意要打我，那一棒子下来真狠，我也豁出去了，就势把他划拉倒，还用臀部砸了他一下，装昏迷就是不起来，看他有啥招儿。”
听黄老师讲那段经历时，我脑子里总出现蚍蜉撼树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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扽牌
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风靡一时，商店柜台上很少有摆出来销售的，人们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的，很多人没有渠道只能羡慕别人带着的像章。有一个时期，大辩论成风，人们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参加辩论者振振有词地发表讲演，一些小小偷钻进那些陶醉于演说和专心倾听讲演的人群中，真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人们胸前摘走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纪念章，那时的行话叫“扽牌”。其实有些半大孩子并非都是偷盗成性的窃贼，扽牌颇有一点淘气恶做剧成分。
我们院里有一群小崽子经常挤到大学生辩论的人堆里，装模作样地听辩论，实际此时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大学生胸前的纪念章上。大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辩论，唾沫星横飞，革命完全进入了角色，小崽子在下面伺机出手，每每得逞。扽下纪念章回到院子里还要显摆一番，得意地描述自己如何得手的过程，有时还要把大学生埋汰够呛，绝无以偷为耻的感觉。有个姓冉的小崽子，偷得一个井冈山的纪念章，回来跟大家讲：“那个戴眼镜的傻子（指大学生）辩论起来鼻子直冒汗，我挤他，他都不瞅我，我先给他解开俩上衣扣，碰开别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说我不扽他扽谁的？” 还有个姓吴的小崽子总去扽人家的纪念章被抓住一回，人家要揍他，旁边有个大学生帮助说情：“这小孩也是为了热爱毛主席，本质还不是那么坏。” 可是冉小崽子不这么看，揭发吴小崽子经常扽女大学生的牌，在那些女大学生胸前摸来摸去。吴小崽子遭人奚落辩解说没有经常扽女生，只扽过一次，到底还是扽了，越涂越黑。
不仅是小崽子们扽牌，个别年龄大些的看见心中无限敬仰的领袖像章也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做案，有一次看见一个青年扽别人纪念章被捉住，挨了一顿暴打，还把从他身上翻出来的几个纪念章大伙分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很多人都有过自己特别喜欢的纪念章被人扽走的经历，后来人们戴纪念章的时候都要在衣服里面再反穿一个别针，即使像章上的别针开了还是不能被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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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逃犯
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任某被当成反革命头子关进了专政队，任某自己一直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于红卫兵们望风扑影列举的罪状任某根本搞不明白，所以白挨了很多打，好在原来体质不错，关了几年仍然坚强地活在世上。
那时被乱抓胡抓的人太多，起初各级革命委员会抓阶级敌人越多越有成就感，后来发现成天管理一大批牛鬼蛇神感觉是个负担，71年时许多牛鬼蛇神都被陆续放出来了，放人时还要开个最大限度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宽严大会，要说明抓进去是打击敌人，放出来是团结大多数。被放出来的人往往痛哭流涕，受尽折磨能出来肯定要激动的，啥罪没有也都万分感谢党的挽救，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任某是专政队重点隔离对象，以前看管非常严格，家属送饭一直不许见面，那时任某的工资每月被扣掉百分之七十，只发给子女们起码的生活费。自从陆续放人以后，任某工资扣除子女生活费以后都发给任某本人支配，任某领到钱以后第三天晚上，看见专政队有些松懈趁机逃跑了。
任某逃跑之前，革委会内部感到任某确实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已经决定宽大处理任某，开会放人也就是几天之内的事。但是任某并不知情，任某看到很多人都被放出去了，自己一点消息也没有，心里十分忐忑，害怕被重判。他一逃跑，学校革委会毛了，以为中间有什么重大反革命隐情，立即上报省革委会，省革委会也觉得不可等闲视之，立即通报公安部，内部立即下达通缉令，当即封锁了全部口岸，担心任某叛国投敌，出逃美帝苏修及其同伙国家。
几天之后，任某在吉林通化的一个小镇上被逮捕押送回沈阳。原来任某被关押期间完全与外面隔绝，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本想到吉林偏远城镇的亲戚家躲避，又怕连累亲戚，就临时住在小旅店里。由于在专政队黑屋里关的时间长，长期不见天日，脸色苍白，行为说话还像是几年前的风格，明显过时，很快就被当地觉悟非常之高的革命群众发现并举报，当地公安抓来一审果然抓住了全国通缉的重要逃犯。回来几经审问，始终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并且通过逃跑一事的幼稚情节觉得任某好像不具备反革命头子的资格，人们印象中的反革命头子都是老奸巨猾，不像任某这么没有城府，不久就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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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絮其外
艰苦朴素是值得提倡的，文革期间到处都很穷，不用提倡大家都能做的很好，普通百姓想穿件好衣服难度很大，掉地上个饭粒肯定都会捡起来吃了，想奢侈浪费根本没有经济条件。虽然艰苦，知识分子们普遍对衣着打扮还是比较注意，既不张扬也不至过于寒酸，以便混在革命队伍里不那么扎眼。
彭老师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件旧的貉绒皮袄，一直压在箱底没有穿过。学校整体搬迁到农村后，下地干活扛不住北风烟雪，想起把皮袄拿出来穿上御寒。可是那时代穿那么一件东西有些不伦不类，与工农兵形象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为了穿的更接近一个革命者，彭老师找了件劳动布的外衣缝在皮袄面上，里子还用旧衬衫嵌了一层，穿着劳动布面的皮袄去干活被一起劳动的高老师发现了其中奥秘，高老师开玩笑说：“古有卖柑者讽刺官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在彭老师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啊！”
研究历史的张老师，年轻时有双黑色皮鞋赶上革命年代一直穿不出门，当年大家都穿解放鞋或者布鞋，他觉得黑色皮鞋再放箱子里都干裂变形了，搞了把木锉将皮鞋光面锉成翻毛鞋，到地里干活蹭上泥土，就基本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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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
现在大街上很少看见有人在辩论，在网上经常可以看见有人在不停地激烈辩论，辩论姚明和易建联哪个篮球打的更好；喜不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股市楼市该不该救...，辩论者档次鱼龙混杂，互相谩骂攻击者居多，发泄情绪说下流话也不在少数。文革时的辩题多是某领导该不该被打倒；某现象出现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某人的言行是左还是右...。辩论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辩论者喜欢模仿鲁迅或者列毛的口气，大量引用其语录以为时尚。所谓辩论就是观点对立的人之间互相斥责、扣帽子、放狠话，没有人耐心听你讲什么道理，也不用推导什么公式，在革命的时候去讲道理多是些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早期的辩论还能展示一下参加辩论者的口才，后来追求效果主要看哪一派广播喇叭的功率大。比较正规的辩论是提前写出大字报挑战叫号，约定时间地点辩题内容，甚至还要准备扩音设备搭个辩论台。
当年LN大学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一部分大学生用大红纸写出坚决拥护筹委会成立的大字报，更多的学生用白纸写出坚决反对筹委会成立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分别叫做红纸派和白纸派，红纸派多是平时积极要求进步，靠近组织，经常找领导汇报思想的学生；白纸派多是光知道学习还不懂得政治表现才是决定命运关键的学生。红白纸满墙，大字报签名站队立场鲜明，于是双方约定在学生食堂前的操场上举行公开辩论。事先把几个教室的讲台搬出来垫高，辩论双方各拥许多支持者到场，看热闹的也围了不少人。先是红纸派代表陈某登上辩论台发表演说，没有扩音机带了一个卷口喊话筒，陈述观点时啰嗦了一番文化革命大好形势，主要观点就是筹委会体现了党的领导，坚决拥护！接着白纸派代表王某登台，那王某是文科学生，一上去就搬出鲁迅先生文章题目：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认为成立筹委会目前在LN大学根本不具备条件，文化革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群众热情高涨，筹委会只能起到压制革命热情云云。整个演说都是以鲁迅文章风格表现，王某很善于煽情，底下不管听没听清凡是到了顿挫处就是一个劲叫好、鼓掌，把红纸派彻底搞晕，白纸派明显占了上风。等到红纸派再上去人演说时下面就开始起哄，嘲笑，也怪那个红纸派的学生吭哧瘪肚地说话费劲，平时给党支部写个思想汇报啥的还行，仔细斟酌谨慎惯了，上去辩论怕说错话，脑子里总有许多原则把关，影响发挥，语速肯定要慢，所以给人以理屈词穷的印象，其实都是大学生，水平不至于差那么多。
多数辩论在当街、过道、教室、角落，随处可见，文革早期还没有武斗的时候辩论很有看头：大学生辩论起来热血喷张，面红耳赤，言语激奋，极富煽动性。人们个个都当自己是正宗的革命小将、先锋，敢想敢干，一往无前，演讲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到了武斗阶段再继续辩论，至少要有一方的辩者被打得头破血流才告收场。有一次在市体育场看大专院校的两派辩论，那场景跟新加坡搞的大专院校辩论会完全不同，哪有什么辩友辩手主持人的。开始还能相互对话，各讲自己道理，接着就是声嘶力竭地叫喊，后来增援的队伍越来越多，宣传车喇叭声音越来越大，导致双方拥挤推搡，动手厮打，不断有人被打伤抬走去了医院，后来以一台宣传车起火导致大批消防队员赶来救火喷水才结束辩论，这个阶段还算是相对比较文明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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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种种
文革打击的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的品种少了会显得革命比较单调，排名靠前的阶级敌人名称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特务，黑帮份子。每个名称又能产生许多分支，例如地主又分为:大地主，恶霸地主，小地主，逃亡地主，破落地主；右派又分为:右派，极右分子，漏划右派，摘帽右派，内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务分为中统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美国特务，苏修特务，台湾特务，特嫌等。最可怕的是特嫌，望风扑影，只要年龄够大，谁都可能成为特务嫌疑。各种罪名的定性包含许多技术细节，与时间，地点，办案人员素质等相关，能把各种罪名分清楚在文革年代是很专业的事情。
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打击新的目标，革命者也在与时俱进地把罪名开发到位。 走资派是指各单位领导，当年都被打成黑帮分子，如果没有表态支持造反派就会升级叫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大学里的教学骨干享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职称待遇，许多中学里把讲课好的老师也破格提拔为反动权威并被打倒，讲课差水平低的这时相对优惠一些；一些党员的家庭出身填写不清或因运动成分发生恶化改变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解放前加入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一律称之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解放前后都当过政府职员的被叫做三开分子；地主富农是被打到的，他们的儿女就叫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
有些被红卫兵发挥了的罪名更是五花八门，我们院子有个教苏联史的凌教授被挂上了“修正主义应声虫”的牌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位凌教授总要把他跟虫子联系到一块儿，还会吃力地想应声虫是个什么样子；楼下的袁先生是袁世凯的后裔，被挂上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嫡孙”的牌子，当时没有人去思考那到底算是个什么罪名；有个李老先生大革命前加入过共产党，4.12以后街面上到处抓共产党，他就眯起来没再找党联系，革命也有帮规，干半道不干哪儿行啊？这时被挂上了“脱党分子”的牌子。那时院子里牛鬼蛇神都被要求在胸前缝一块半尺宽的白布，上面写好各人的罪名，除了以上提过的罪名还有：反动杂家，三反分子，叛国投敌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机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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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 大字报是文革的特征事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经席卷大江南北，全国上下。写大字报的人有用四个伟大才能比较完整表达身份地位的他老人家，也包括肚子都吃不饱却个个革命情绪饱满的各阶层群众，牛鬼蛇神也要写揭发别人和自己请罪的大字报。大字报有许多功能：标语口号，发表观点，表态站队，发布小道消息，转抄某尚未被打到的领导讲话，揭露黑幕，批判各种反动的东西，表忠心，下决心，挖黑心，只是那时反动的东西越批越多，有多少大字报专栏都批不过来。
大字报多数都贴在墙上，许多学校还专门用凉席或炕席扎成大字报专栏，缓解墙壁短缺不够用的燃眉之急。有些学校在室内走廊厅堂拉好绳子让革命群众挂大字报，也有贴在车上，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写大字报与看大字报曾一度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早期的文革歌曲里有:"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批判黑帮是一个阶段的主攻方向，那时的笔主要指用来写大字报的毛笔。许多大字报漫画上把笔画得比人还大，饱蘸墨汁的笔下面是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跑的牛鬼蛇神，足见毛思想附体的笔之威力。
被贴大字报是从学校教师或机关领导开始的，我家楼下两个邻居吵架，其中一个为了标榜自己优越的革命地位，竟是五十步笑百步地指责对方在单位里被贴大字报比自己的多！那时在单位里说到某人没有几张大字报相当于给某人目前状况做了一个政治鉴定合格证书。
互相贴大字报是文革发动群众煽风点火的最有效手段，互相揭发，互相攻击，互相批判，把平日里谁说过什么涉及政治不够积极的话统统揭发出来，给一部分人提供了积极申请充当革命密探的机会。中文系有一张大字报揭发出一位老师，说他在听传达中央文件时躲在角落里恶毒地发出冷笑！那个揭发者没听见人家说任何话就能用革命大字报置人于死地，老百姓平时吃五谷杂粮说出的话没有那么规范，也不可能全是经审查合格的纯革命口号，所以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成了反革命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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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毒
“放毒”两个字在文革期间特指说了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话，涉嫌宣传封资修的行为。对于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说什么都会被认为是放毒，有害于人们的思想健康，健康思想的标准就是一张白纸，全写上毛主席语录。
大中学校的老师早就不敢乱说乱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都算放毒，再说别的什么就更严重了。经历了好几轮政治运动刷新，该说不该说做的比较规范，有什么想法只能憋在心里，在中国用脑子自己想事是很危险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更多文化的市民口无遮拦，经常惹出一些是非来。
抗大中学附近街道上有个盲人，经常坐马路边上给一群半大孩子讲《三侠五义》。学校红卫兵专政队正找不到活靶子，集合了一队人去抓那个盲人，大家约好听那盲人讲完一段故事再把盲人带走，因为平时光学毛选，明知讲《三侠五义》是放毒也难免带着很大的好奇心。那些红卫兵听的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宣布讲《三侠五义》是散布封资修，是放毒，是顽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那个可怜的盲人根本不知道身边听讲故事的人都是来抓他的，他也搞不明白自己从前听别人讲述的那些故事跟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仇。
发电厂有个工人，跟同事讲看见参考消息上说苏联把几十万吨的玉米用做畜牧业饲料，表示很羡慕，发挥想象说苏联人粮食吃不了都喂牲口了，如果能给自己哪怕是留一吨也好啊。那时候的人们每天都学毛选，学两报一刊社论，政治上非常敏感，一张嘴全是革命磕，听见不同声音的识别能力很强。随后有人检举那个工人是放毒，派出所把他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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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
中国人仇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富人的炫耀夸示，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让人们心生愤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官员腐败，权利至上，体制缺陷，分配不公是仇富原因的又一个方面；而由于多年来社会主体思想导向造成的人们仇富心理则是意味深长的，文革期间人们的意识中富即罪恶，穷则光荣。追究富人只能针对历史算账，因为那个年代现实中已经没有所谓富人，从前的富人已经被打倒、专政，大家全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了穷人堆里。那时与现在不同的是几乎没有人去想发家致富的事情，而现在的某些人仇富是希望自己发财，看别人有钱来气！
69年冬天，L大学搞政治野营拉练来到辽宁黑山县励家公社，组织队伍到当年黑山阻击战的纪念碑前扫墓。专政队让教工里的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请罪，当地一群老农围住了因各种政治问题被办学习班的牛鬼蛇神，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城里来的老师挣多少钱，挨个问他们挣多少工资。一年也挣不到百八十块钱的老农得知城里的大学老师一月能挣上百元，惊讶的不得了。有个农民问到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张教授挣多少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240元！农民气愤极了，抬手就给了张教授一个大耳雷子，眯缝的小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
“啊？就你这么个小老头一月挣240元？够买一头大肥猪了！你他妈的拿那么多钱还敢反对共产党？”
“我没反对共产党。”张教授低声嗫嚅着。
“你没反对共产党？那怎么把你圈（juan）起来了？”
在场的贫下中农立刻自发地组织起一场批判会，说三道四，喝五吆六，七嘴八舌。主要是围绕张教授的240元钱都能买些什么好东西展开了热烈的发言，发挥到"我要是有那么多钱能办哪些事?”的讨论中，连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都想到了。最后几个老农竟然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是240元买来的毛驴，到底能不能干动地里的农活。
（139）
袭警
现在的交警很神气，有摩托车、越野车还有现代化通讯设备，坐在指挥中心就可以监控交通秩序，工资待遇也很不错，普通百姓虽然对他们出来罚款有意见，但还是很羡慕这个工作。文革时期交警在人们印象中就是站在交通路口指挥过往车辆的，无论风霜雨雪天气还是烈日炎炎，路口中间总要站着一个不断打着手势的交警，很辛苦，没有什么多的待遇，要讲特殊待遇就是冬夏能发两套制服。
红卫兵造反的时候都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打倒。抗大中学有个几个红卫兵想起过去看见警察就心生畏惧，现在想证明一下自己不怕警察了，于是有人打赌说：谁敢打路口的警察一个嘴巴，大家请他客。大周平时就好惹是生非，加上嘴馋，自告奋勇愿意去袭警，讲好打完警察由爱东等四个红卫兵凑钱到饭店给他买一斤一块三角钱一斤的猪肉白菜馅饺子。
大周选好了路线，找来一个破自行车，若无其事地朝着路口的交警身后骑了过去，离那交警还有几米远的时候，伸开右臂，张开手轮圆了照那警察就是一个大嘴巴，可怜那小警察被打的一时不知东南西北，好半天没醒过劲儿，爱东他们四个在远处看见笑得喘不过气来。大周拼命蹬着自行车拐进了附近一个中学，把自行车和帽子上衣都藏到草丛里，看见两个人在操场边上玩单杠，把自己也挂到了单杠上。交警喊来两个同事追到学校操场，居然问大周看没看见有人骑自行车过来，大周竟从容不迫地告诉那交警看见骑自行车的往西边去了。三个警察颠颠地追了过去，大周看见警察走远了才找回自己的东西，到北行会宾楼等着爱东他们给买饺子。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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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