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

　　如果把官方电台报纸发布的消息和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在会议正式传达的文件视为正规渠道，那么民间口头传递的种种信息则经常被称之为小道消息。正规渠道传播的消息与小道消息的不同主要是信息发布方是官方与民间的差别，与信息的真伪没有多大关系。特别是文革期间，发布信息的官方报纸电台基本不说普通人的话，连篇累牍的假话套话，没有几句真话实话，都是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出于某种目的表达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纲领口号一类，老百姓理解起来特别吃力。因此，人们对于小道消息的关注远胜于对于官方报纸电台宣传的留意。
　　 文革初期民间关注的新闻莫过于谁又被打倒了，谁被抓起来了的一类消息。这些消息由官方发布总是要滞后民间流传几个月之后，或者根本不会由官方公开发布。某人被打倒经常会牵涉到某人执行路线与基层派性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各个派性组织的兴衰。在官方正式发布消息之前传播小道消息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一旦与官方唱了反调会涉嫌散布反动言论。既然是小道消息，就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所以传播小道消息的人们往往都很神秘，窃窃私语咬耳朵，传播之后还要叮嘱：“我信得着你，就跟你一个人说过，一般人我不告诉，哪说哪了啊！”能够传播小道消息往往是在互相信任的人们之间，否则听者去向当局告发，后果不堪设想，政治这害人的东西把人们搞得非驴非马。
　　当年流行最广的小道消息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局常委7位大佬中表决，毛泽东和林彪投赞成票是少数，周恩来不表态，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投了反对票。但是文化革命还是搞了起来，根据竟是：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样一来少数服从多数就算不上什么原则，这种事情在民间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在最高层，真理与讲不讲理本来就不是老百姓能搞得懂的，因此更多了一些神秘色彩。那时人们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有: 据说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抄家批斗；彭德怀从四川被揪到北京批斗；贺龙搞二月兵变已经被抓起来；朱德是旧军阀被打倒 . . . 当年我百思不得其解，红卫兵怎么能去抓这么高级的领导呢？后来看到社会上有买凶杀人觉得与这差不多，背后有伟大人物捅咕红卫兵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当年还有许多小道消息，例如：二月逆流叶剑英谭震林在怀仁堂拍桌子把手指头拍断了；中央文革表态支持首都三司红卫兵；中央文革开始追查516反革命集团； . . . 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确实能够引起平民百姓的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也将决定派性组织的生死存亡。全国老百姓已经被煽动起革命的狂热，每个人都被触及了灵魂，莫名地感觉到伟大的革命理想已经附体，啥文化没有也能张嘴说出不少最高指示和革命哲学，人们都自觉关心国家大事革命成败。那是一个以精神为绝对主导的蔑视物质的时代，想娱乐吃饱饭都属于低级趣味。
　　71年9月中旬，我那时是下乡知青，两个搭车回青年点的同学把我从屋里找到房山头，紧张神秘地告诉我中央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林彪死了。他们是听北京跑长途运输的司机讲的，我至今仍为能得到他俩那么信任而感动，他们确实是只告诉了我一个人。过了一周左右，营里要向全体青年传达重要文件，那个教导员还事先说明：大家听了文件可能许多地方承受不了，要慢慢理解，他自己开始就是一时难以理解。九大刚开完不久，刚刚定为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大家热血沸腾地高呼永远健康的副统帅说没就没了，关键是人们剩下那么多的感情怎么处理，脑筋过不去这个急转弯，有些被当猴耍了的感觉。
　　最狂热的几年过去以后，人们对只有老人家一个人能搞懂的文化革命普遍比较迷糊。走资派被打倒又站了起来，革别人的命然后自己再被别人革命；人们不能都当革命的傻子学雷锋，不甘心稀里糊涂地永远当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不能光靠喊革命口号过日子，不能把头脑清空全部刻录毛泽东思想，人们关心的不再仅仅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的事情。总要关心生活能否改善提高，总要关心家庭孩子发展并为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传播的小道消息多是一些盼望和猜测：听说工资要涨几块钱；下乡青年要抽调回城了；...，后来看见许多场合都没有伟大领袖出现，传说伟大领袖快要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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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殴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监禁犯人的场所都有监狱士卒管教让犯人互殴的记录，除了执行上峰命令或者某些心理变态的虐待狂能够从中享乐原因，还因为打人也是一种累活，很消耗体力。文革时期有些专政队员毒打牛鬼蛇神累了，就调来同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来互相殴打取乐。
　　 文革期间被抓起来的牛鬼蛇神们接受了文革暴风雨的洗礼，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的人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战栗发抖，忏悔自己犯下了诸如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画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一类的滔天罪行，总想积极表现找机会立功赎罪；有的人在革命洪流冲击下彻底崩溃，如惊弓之鸟，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党叫干啥就干啥；还有的人被红卫兵反复触及了灵魂与皮肉，已经麻木不仁。让这些人在一起互相殴打，能打出什么结果呢？
　　 专政队员车某看管十几个牛鬼蛇神，每天实在无聊，想起个损招，给那些牛鬼蛇神排了个时间表，定时定人充当被打的目标，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够狠，则转换角色去挨打。这样一来一群牛鬼蛇神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老教授赵先生回忆当年被打时，还记得谁打他最疼，谁打他不是很疼，忏悔自己也伸手打过别人。我们不要去过分谴责被侮辱被管制的牛鬼蛇神没有骨气，没有良心正义感，没有圣徒那么纯洁，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立刻放弃生命去对抗人性泯灭的残害，如果不能认识恶人和制造那个时代疯狂思想的蛊惑才是这个社会永久的悲哀!
　　 恶人逞凶称雄的时代，猥琐不堪的专政队员坐在墙角上，调集三五个蓬头垢面的牛鬼蛇神，围打另一个嚎哭惨叫的牛鬼蛇神，体会着一种邪恶的快感；整个中国文革就是一个让人们互殴场面的缩影，专政队员当然没有高瞻远瞩光芒四射的伟大领袖潇洒，老人家挥动巨手，震撼放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一生其乐无穷的理想追求中，看到人们残酷争斗他那里也许异常兴奋刺激，死掉个千八百万个人又算得了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教导不给百姓们思考的余地：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奋斗？难道都是为了实现他那解放全人类的痴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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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开始后，大家都参加，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是却分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很多派，这就出现了矛盾，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逻辑：我是革命派，你反对我们，你就应该是反革命的！于是几派之间就互相指责对方是假革命，反革命，伪装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互相斥责为：保皇派，反军派，右派，自诩为造反派，革命派，左派。
　　当年各派的旗帜的确都是红色的，红绸红布的成本又不比别的颜色高，为什么不打红色呀？在红色中国打别的颜色旗帜出来简直就是搞怪。实际上当时所谓打着红旗主要是指持什么观点，喊什么口号，说别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指责人家喊着革命口号干着反革命的事情。
　　什么是红旗呢？政治意义上的红旗绝不仅仅是旗杆上的一块红布，而是具有标志性的革命观点和革命口号。由谁来给红旗下定义呢？在中国，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中，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都是红旗，其它任何人说的话都不保靠，这样一来红旗似乎很容易地就被找到了。但是拿着红宝书这样一种类似仪器的东西去识别哪个是红旗并不是简单的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当年时髦的口号。可是当年谁要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议论江青如何是要抓反革命坐牢受罪的，可见革谁的命造谁的反大有学问，在伟大导师的指导下操作，革彭罗陆杨的命才能无罪，造刘少奇的反才能有理。
　　那时候要会分清毛主席的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上的人，虽然两个司令部没有什么具体办公地点和明确的人员编制，但是分不清这些就搞不懂什么是红旗，其实说白了就是得弄懂谁是伟大领袖的当前红人，得会猜伟大统帅下一个要打倒的目标。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饭都吃不饱，研究谁是红旗那么高深的课题比较痛苦。从红小兵到红卫兵，从周恩来、林彪到江青，全国就没有什么第二个人能搞懂什么是红旗，太TM的哲学了！大家都是打着红旗出来说话，问题出在哪儿呢了？人们还需要掌握一些唯物辩证法，那就是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所以红旗也是动态的，变化的，红旗随时都可以由最高指示来定义颜色。
　　所以跟着喊打是比较省力的，伟大领袖让打谁就打谁，万众一心，齐声怒吼，无往而不胜。譬如:喊打倒刘、邓、陶，老百姓喊打倒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除了知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总书记，别的基本不知道，那个陶铸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是毛主席让打倒，估计全国就不会有几个吃饱撑着的敢出来打这么大个的领导。这样一来，红旗不红旗都不用看，全国人民的共识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按照伟大领袖指引，一路打下去就没错，喊空话假话瞎话的时候都可以那么理直气壮，义愤填膺！一直打到一个领导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时候。
　　尽管伟大领袖摆弄人的能力超强，但是如果一点理由也不找，随便打倒那么多人很难让人信服。伟大领袖也需要打出不少红旗，用来反对曾经的红旗，他的红旗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就是可以把过去所有的红旗统统打倒的领袖意志。他的红旗可以代表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代表亿万工农兵革命群众。想打倒谁，谁就肯定是代表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动势力，代表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用这种比较抽象的红旗打起人来比较方便省事，打谁谁都摸不着头脑，打得人们不敢再用头脑思考是非曲直。在毛的观念里：这个世界一直是颠倒的！所以他要把这个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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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义愤

　　见到阶级敌人要表现出一种革命义愤是文革期间对每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如何表现这种革命义愤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只要报纸电台传达了指定批判的对象，孩子们都会根据自己对于愤怒的理解设计自己的表情，孩子们的表情往往过于夸张，鼻孔张大喷着粗气，眼睛瞪圆，说话恶狠狠地，这都是从爹妈吓唬孩子那搬来的，明显带有表演性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邻居一个小学生，把一张印着大鼻子的刘少奇漫画扔到地上用力踩踏，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踏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一千只脚，一万只脚...” 脸上做出凶相表示愤怒，好像在练什么腿脚功夫似的。
　　对成年人而言，那时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受组织的审查考验，组织内部对每个人的政治表现有很详细的排队分析，组织上的人很注意发展吸收那些能够对组织忠诚可靠的人加盟，也特别防备警惕那些不能跟组织同心同德心怀叵测的人混进队伍。有无革命义愤是一项很重要的考查项目，大批判发言的积极与否，发言的愤怒情绪是否到位，与反革命分子面对面斗争的时候出手狠不狠都是一些重要考查指标。组织上的人一般不会看发言者文字功夫怎样，通常只是用类似相面的方式对目标进行评估，看看发言者情绪愤怒脸部赤涨程度，判断声音尖利所反映的内心激动指数，能否面对阶级敌人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打分的依据，否则大家都来批判发言如何能分出高低呢？怎么好确定吸收谁拒绝谁呢？知识青年何某做为被组织上重点培养考察的对象，已经填写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可是在公社召开批判会上，一个散布“反动言论”的五七战士被充满革命义愤的青年打伤了，会后那五七战士被送往县医院，有一段路不好走，是何某把五七战士背过去的，同去的青年回来跟大家一讲经过，何某涉嫌缺少革命义愤，对阶级敌人动了恻隐之心，结果表格白填了，阶级立场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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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

　　文革之前各种批判就接二连三：批中间人物，批合二而一，批《早春二月》，批《北国江南》，批《舞台姐妹》... 越批越兴奋，越批越能发现问题。伟大领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批判经济人，一群政治爬虫在老人家指导下总有干不完的批判业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老人家把提意见的彭德怀罢了官以后不放心，总怀疑大家背后议论他，而同僚们有了彭德怀的先例再也不会有人冒傻气跟他说心里话。看到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剧本心虚地觉得是在影射自己，便捅咕江青精心布置了一场空前的大批判，也可以讲全国上下进入文革状态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
　　毛对于罢官非常敏感，所以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因为毛非常清楚当年罢了彭德怀的官是出于对提意见的彭的狭隘猜疑，但是不择手段地把彭扯上反党集团是令众人心寒的，罢官成了敏感词。敏感词可以理解为对某词敏感往往是刺中软肋的词句，对于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来说，分数，补考，排名等就是敏感词。所以后来一提焚书坑儒，反右，独裁，民主，自由，选举，暴君，生活水平，发展经济 . . . 伟大领袖就会急眼，都要大发一通评论，坚决反击以正视听。对这些词之所以敏感，是清楚人们所持看法不同，想到人们谈到这些话题时自然会产生一些批评，联想，意见，但又堵不住大家的嘴，就以开展政治运动的手段达到彻底封口。可以回顾文革年代许多洋洋洒洒的两报一刊社论都只不过是在某个敏感词上大做文章，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从头学到尾，如果找出敏感词就不必一遍又一遍地学的那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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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

　　人们关心什么往往取决于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有孩子升学的家庭往往关心高考中考；准备就业的毕业生会关心用人单位的待遇、发展前途；家庭主妇多会关心菜市场价格...。文革期间人们关心的不是这些，毛主席他老人家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那时全国人民都像幼儿园孩子一样非常听老人家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革命成为时尚。
　　 现在如果有人整天关心非洲阿尔及利亚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件，或许是他有亲友在那里做生意或者出劳务，可是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精力都很旺盛，一起关注那一带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状况！其实人们所谓的关心也只是从两报一刊上面获得经过严格把关过滤的几句官方比较抽象的报导信息，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胸怀世界的革命气概，也不需要考虑这种气概会在什么地方能派上用场。这么大国家有几个领导或专业研究人员关心关心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搞得全国人民都来琢磨这些不着调的事，却不去解决人民大众温饱的问题实在是本末倒置。现在回想起当年支援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往事还有许多搞不清的问题，一会儿坦桑尼亚，一会儿刚果（利（金）），后来也不知都解放的怎么样，要是也像中国那么搞革命，把人家祸害的跟朝鲜似的那可真是造孽！
　　 那时的人们即使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裤子，肚子饿的咕咕叫，也不忘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鲲鹏展翅九万里，雄心壮志冲云天。机关里的干部从早到晚上下班根本没什么正事，煞有介事地不知道都忙的什么，但是对于政治局委员的排名顺序绝不会搞错；一群连初中都没机会上过的少年能清清楚楚地说出东南亚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三个王子和各部大臣的全名；几个冻的直淌鼻涕的老农会在地头讨论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有没有朱德的级别高，现在看那个人们大脑被控制的年代真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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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档案是作为一种关于历史状态的信息记录依据。 普通人看不见自己的档案，而档案又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关键资料，这让一部分在组织部门工作的人们产生了很多的优越感，同时也让普通百姓对他们产生敬畏。组织部门的人找人谈话说：“我看过你的档案。”不论什么人都会感到心虚，尽管你什么坏事也没做，但是不能保证祖宗八辈政治成色都那么纯，也弄不准别人在你档案里写了什么。
　　那时组织部门经常要求人们填表，要求填写的自然情况包括家庭每个成员的出身，籍贯，年龄，性别，住址，个人简历等，还要写上亲属的尽可能详细的各项情况，然后由组织部门进行鉴定审查封存。文革期间，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次运动都是对人们在政治上的严峻考验，组织部门沿袭了过去的老套路，认真负责地对每个人的材料进行及时更新，使每个人的档案材料袋越来越鼓。
　　 每个人的档案袋里都记了些什么呢？填写自然情况的表格不在话下，各时期身体检查表格；有入党入团申请书及各种审批外调材料；有政治运动中的会议发言记录；有各种政治活动中写的决心书、发言稿、思想总结；有犯过各种错误写的检讨书、请罪书；有参加各种活动前写的保证书；还有揭发别人的检举信，开会发言记录，对于历史复杂的人，各种交待材料装进去，档案袋就要增加到好多个，摞起来甚至一尺多厚！
　　八十年代末，各个单位统一对档案管理进行了一轮大清理，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决心书、发言稿、检讨书、评议记录等材料甩了出去，不过材料袋子仍然很厚，我在办理出国手续时违例看到了自己的档案，里面除了装有自然情况表、成绩表、体检表等还有许多获奖材料和部分论文稿，看来档案已经改变了文革期间主要做为整人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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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干部

　　老百姓普遍对于那些打小报告揭发他人说了一些不符合政治气候的话的告密者深恶痛绝，那些把人们平时说话都暗地里记录下来用于整人的材料被称为黑材料。大学生意气风发，喜欢发表见解，言多必失，倘若被人搜集整理出来就会成为罪状。记录这些说话需要有人去执行，执行这种不是人干的工作的都是基层政工干部。
　　 文革初期，许多政工干部根据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立即深入到群众当中，观察搜集记录人们的思想动态。我小学同学南某的父亲当年是主管哲学系学生思想工作的党总支委员，平时比较严肃，工作积极努力，因此也整理了很多学生的思想动态。这在他本人看来是对吃这碗饭所拿一份薪水的回报，更是对组织的尽职尽责，也是对他曾经庄严宣誓参加的组织所表现的忠诚。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尽管会受到人们的讥讽挖苦，但是他为了组织的利益能够忍辱负重。
　　但他越是认真努力工作，激起的民愤就越大，红卫兵造反时，他竟然被学生们活活打死了！ 那时组织上已经人人自危，不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学生们呢？居然人人拍手称快！为何如此惨无人道呢？从学生的角度看：年纪轻轻，如果由于不慎说了什么冒犯政治天条的话被记录汇报就会断送一生，政工干部效忠组织的行为也是要置人于死地的！那时中国人普遍比外国人都多一条政治生命，这多出来的政治生命可非同小可，一旦有失就会万劫不复！
　　 学生与政工干部之间原没有什么前世冤仇，之所以成为天敌乃政治斗争需要使然。在不讲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度里，邪恶的统治者追求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管理，认为这是维护政权最有效的手段，统一思想成为统治者最大的管理课题。实施管理的主要手段无非是愚弄、奴化、威胁、镇压人民，让人们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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