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与被整

　　 哲学系有个党员陈老师，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政治方面表现的很积极，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个样子。文革早期，经过多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党政干部们习惯于在群众中抓反动落后分子，有些喜欢批评领导的老师学生就成了被打击对象，陈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运动，表现出一种与反动落后分子不共戴天的仇恨。
　　 可是这次文化革命打击的目标换了，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谁都是毛主席决定的，基层干部不可能知道每次运动的游戏规则。结果黑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干部全都被打倒，先前那些被打击的反动落后分子原来是受到黑帮的打击迫害，他们成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陈老师也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否则不批你参加红卫兵组织啊！这时就需要起来反戈一击，转变立场控诉揭发走资派的反动路线。陈老师揭发公布了党总支书记给他的一个问话提纲，那是个思想动态调查问话提纲，也算是党内机密。里面都是“你对党委的决议是什么看法？你对文革工作组有什么建议？...”那些调查问话可不是普通的脑筋急转弯智力测验，是作为对每个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的根据，答不好就让你家破人亡下地狱！人们都领教过这些下三滥卑鄙伎俩，所以更加痛恨黑帮走资派。不过黑帮走资派经陈老师这么反戈一击可就遭殃了，那个总支书记被打的头破血流，斗得死去活来，虽然能够低头认罪，可是一直搞不懂自己可是对党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呀！
　　 人们相互之间无端地充满仇恨，却很少有人认真去想为什么会产生仇恨。我相信政工干部们执行对群众监督的工作时，未必都是考虑自己能够获得什么看得见的利益才那么冷酷无情地迫害群众。这是由于接受了一种他们视为神圣的组织领导，封建专制下的领袖意志可以控制他们的灵魂，因此无论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一往无前，心安理得。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可以抑制个人情感，兑现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诺言。红卫兵造反派也是这种情况，原来没有受到组织的重视，甚至还处于挨整受压制的境遇，现在让你释放能量，来一个角色转换，打击那些让你感觉压抑的领导。于是受到鼓舞，群众就有了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他们把个人的简单思想无条件地依附到一个根本搞不清楚的思想体系里，狂热地盲目崇拜伟大领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潮流的推动下，疯狂破坏社会，残害同类都能表现出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姿态，邪恶掳掠了人的头脑意志。
（151）

反动学生

　　文革之前，一些大学里就开始抓反动学生，基层干部一贯以发现不同声音并与之斗争为己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进攻。所谓反动学生大概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喜欢评论时事，发表与当局主导思想背离的观点，涉嫌反党言论。二是口吐狂言，吹牛吹大扯了，成为野心家嫌疑。还有一种性格孤僻，独往独来，有某种心理疾病倾向，曾经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危害他人行为。那时被定为反动学生的人不是简单地被学校直接开除，学校还要通过劳动改造教育他们，专门派人监督劳改，抓几个反动学生也能给基层党总支带来方便，各系打扫厕所，楼梯，走廊的工作可以由反动学生去干，既节省了雇佣清洁工的开支又培养了干部的指挥调动能力。文革开始以后，监管他们的干部自顾不暇，作为无偿劳动的反动学生们才感觉轻松一些。
　　外语系赵某被定为反动学生是因为他考试得了高分以后，声称自己将来的理想是当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同班同学听了非常震惊，把他举报了，经系党总支鉴定为有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学外语想当外交部长也很对口，当上当不上是他个人造化，把他整的死去活来不知道对保证党和政权不被篡夺能否起一点保护作用。赵某文革开始后一直比较消沉，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一直打扫教学楼的卫生。学校家属孩子虽然知道他是反动学生，却也能玩到一块，后来赵某就消失了，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被分配工作。
　　历史系反动学生李某，文革前看见自己暗地追求的一个漂亮女生跟班长搞对象内心很痛苦，于是在那个女生的木椅的缝隙中立了一根针，把那个女生的屁股给扎伤了。大家很快就猜到是他干的，保卫部把他查了出来，由于被扎的女生是团支书，团干部是党的后备力量，扎了团干部很容易推导到反党。文革初期他觉得自己虽然行为恶劣，但不是政治问题，写大字报控诉资产阶级打击迫害贫下中农子弟。派性斗争刚开始时，造反派都不搭理他这种人，等到造反派挨收拾时，李某来了精神，当上了专政队员，成为专政队里最凶残的第一号打手，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结束后，李某被关进了监狱，这回罪名不是反动学生，叫三种人。
　　还有几个反动学生文革开始后就无影无踪了，估计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政治这东西只要一沾边儿就在劫难逃。
（152）

棒子队

　　棒子当然是用于武斗打人的，文革中很多地方都有棒子队，菜刀队，斧头队 . . . ，唯有棒子队最具影响力，这也许是因为棒子不算专业凶器，虽能致人死命，但没有枪支，匕首，菜刀，斧头那么恐怖嚣张，参与打人但是并不想直接杀人害命的革命者往往选择棒子。
　　 当年沈阳最有名的棒子队非黎明联总莫属，67年6月1日早晨，号称有5万工人的棒子队大军曾经包围过工学院，说是东北局的书记宋任穷等被对立面在工学院保护起来，那几万根棒子撂地上也能堆出一座小山啊！不过那次武斗没有死人的记载，也许是工学院的红卫兵自觉寡不敌众，望风而逃了。5万人手持棍棒无论站在哪儿，都会是珍贵的历史镜头啊！
　　大型武斗时，棒子队在两派对峙的武斗里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硬拼枪炮手榴弹就会重演义和团的悲剧。可以总结为只有在一方持棒一方徒手时，棒子方可显示威力，枪炮被强行收缴之后，棒子一度成了专政队的专用工具，许多地方的专政队也称棒子队。社会上后来不断有些流氓团伙也组成棒子队行凶作乱，但是不像专政队那么有理论指导，思想武装，组织严密。
　　76年4月初，北京的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已故周恩来总理。毛率领的四人帮感觉味道不对，利用他们在清华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召集当年在清华北大进修的工农兵学员，组织了一个上千人的棒子队，汽车开进操场，卸下一车车专用的标准棒子和头盔，还有人指导示范如何使用棒子驱赶击打集会群众。我的一个好友老于当年正在清华进修，看见棒子队集合，躲进厕所里磨时间，等汽车开走了才出来。他到操场旁边看见一个进修生在那儿打篮球，就凑过去投篮，那进修生说自己从来没打过人，也不会打人；老于说自己已经去过天安门广场，那里陆续有上百万人的纪念活动情景是很感人的，自己绝不会去做打好人的丧天良的事。4月7日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无数群众被棒子队打得血流遍地，天安门广场用硫酸清洗地上流的血就动用了上千人！然后就是电台宣布发生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总后台。人们因此也懂得了一些什么叫“反革命事件”，什么叫“一小撮”，什么叫颠倒黑白。
（153）

神化

　　按照文革气候下的政治标准，现在的人除了哑巴几乎百分之百都够得上现行反革命。且不说现在人们善意地称呼中央主席为胡哥，有个湖南人称毛主席为毛大爹（maodaidia）被抓起来公审枪决了，罪名是藐视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叫爹也不好使。休说一个小小百姓，当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称毛主席为老毛也获罪遭难，现在百姓说老邓，老江绝无掉脑袋之担忧。当年如果有人不加些定语直呼毛泽东三个字如何如何定会令人大为吃惊，一定要加上最敬爱的，最伟大的领袖，心中无限敬仰的，他老人家...，严肃的正式文章里毛泽东后面必须要加同志，然后再教导我们。
　　历代统治者要求臣民敬奉国家君主都要至尊至圣，山呼万岁，吾皇圣明。古代也许只是一种在官宦阶层的礼仪，文革时期则成为全民所有行动出发点。早请示，晚汇报，吃饭要敬祝，办事要敬祝，开会学习要敬祝，上班上课要敬祝. . . 上厕所时虽然免了，但要千万注意不要用印有领袖画像和语录的纸片去搞卫生。这也不能全怪毛的组织里养的多是些捧臭脚拍马屁的专业人士，老百姓全都当真认为倘若没有毛的出现，大家都是头上顶着三座大山，还在地狱里苦苦挣扎。直到现在有些头脑卡壳一直没有转个的受害者还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如果没有毛，谁都活不到今天。”
　　那时的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邪教：毛率领全中国人民正在奔向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战无不胜；所有的工作成绩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结果；毛给了所有人的政治生命；毛是把全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捞出来的大救星... ，那时的记录片电影里，毛出现之前都是一片漆黑，毛一出现银幕底线马上冒出一个耀眼的太阳，接着整个屏幕红彤彤一片，还有轰隆隆的音乐。批林批孔时曾经批过朱熹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把这句中的仲尼改成泽东，毛一定很受用。
（155）

精神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人都曾见过身穿着邋遢的草绿军装，戴着军帽，着黄胶鞋，腰里扎着军用板带，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站在当街载歌载舞，口中不知所云地呢喃游走的中老年疯子。那些或男或女的疯子甚至能够边舞边唱很多首完整的红歌，招惹不少过路人围观，成为一种特色的街景。很少有人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疯人病因来历，但是对于一个因头脑功能紊乱病变而发生的感觉、记忆、思维、情感等方面表现异常的病人，何以具有近乎精确地再现文革情节的能力，人们的反应中除了觉得荒诞，同情，叹息，还会有几分惊讶。
　　若同样的行为过程放在文革期间，当年绝不会有人认为那是精神病患者所为。如果说今天的人们认为过去年代的人普遍患有精神病肯定十分荒谬，但是文革年代群体活动带有妄想、幻觉、错觉、情感障碍，缺乏自知力等精神病特征也是不可否认的，表面上的差别仅仅是疯子比文革期间的大众穿着邋遢而已。其实唱红歌跳忠字舞的疯子还远没有文革期间正常人们表现的那般狂燥，那时代千千万万的人听见发表最高指示后都必须在黑夜里上街游行，面对漆黑的夜空激动，流泪，狂喜，愤怒，挥动手臂，连唱带跳，歇斯底里地高呼口号！那么多人在寒冷的冬天到户外聚集，三更半夜不回家睡觉，也不知道都在那儿忙活什么，很难证明精神都还正常。所有上街的游行者明显带着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特征，整个民族都疯了！古今中外有谁能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祸害成这样？
　　看看人们疯狂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胡话吧：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把红旗插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坚决打倒帝修反！
　　 彻底解放全人类！
　　 让红太阳的光辉照亮全世界！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红色恐怖万岁！
　　 知识越多越反动！
　　 . . .　
　
　　上面可都是全国人民一齐振臂高呼的口号呀！现代年轻人说起文革时代的荒唐，甚至会认为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完全进化，想不通那时的人何以如此愚不可及？让我们过来一代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整体的愚蠢。当一手遮天的毛消失之后，人们头脑才缓过来逐渐恢复了正常，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有过精神病史。
（156）

欺君与哄鬼

　　欺君不是欺骗君子，过去是指欺骗皇帝，欺骗最高级领导，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古代人怎么糊弄皇帝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既然有人敢糊弄皇帝，说明皇帝有糊涂的时候，是可以糊弄得过去的。现今皇帝虽然已经把职务改成了主席、总统、委员长、总书记一类的名字，但是与皇帝平级的领导难道可以随便糊弄吗？
　　记得好多年前，一个好友讲过一件事：到他们厂子参观的是手里握着“你办事，我放心。” 纸条的那个领导，陪同参观的有中央随行人员和厂党委班子成员、总工程师等。参观中，那个领导随便问到导弹弹头的长度是多少，很多人平时会关心直径是多少，问到长度厂里人没有思想准备，总工程师脸不变色地回答了一个精确到毫米的数据，当场得到领导满意的赞许。在场的设计人员对于那个根本不贴边的回答感到非常惊讶，心想：这总工程师的真敢唬啊！事后不久，那总工程师被提升到部里当了领导，看来符合高风险高回报的原理。
　　文革期间看见过一张红卫兵战报，那上面揭发58年大跃进搞浮夸风时，天津霸县胜芳镇是怎么搞出亩产小麦5000斤糊弄总书记参观的。当地党委领导亲自带着数百人在头天晚上把十几亩地里的小麦连根拔出来，密密实实地都堆到一亩地里，怕麦子堆放一夜倒伏烂掉，半夜里用数十台鼓风机向地里吹，第二天总书记一行中央领导在田埂上看见了“确有亩产5000斤小麦”的麦田，一走一过翩然而去。当时我想那胜芳镇的党委书记真是狗胆包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浮夸虚报，面对面地欺骗中央总书记，他在现场哆嗦没有呢？后来一想，如果那党委书记经常进入角色，执行上司的命令是不会哆嗦的，因为他懂得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都是喜欢看这种表面文章，愿意被骗的。正如红卫兵当着毛主席面喊万岁分明是在贬低毛不知道人能活多少岁，可是老人家很喜欢听，大家就可劲儿地喊。一个人都能搞到一万岁，说一亩地里能长出五千斤粮食还有什么不行呢？更有甚者，大跃进时有亩产红薯30万斤报导，有人粗算可以在地面上堆出一尺多高一层，那些搞虚报浮夸的地方干部如此藐视上层领导也不是心里完全没数的，他们深知这些搞革命出身的上峰好大喜功，心思不会用在这里。
　　骗骗最高级领导通常是不会被治罪的，相反，说真话倒会被打下万丈深渊。有个叫林彪的就公开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怎么顶法估计毛也说不上来；还说过：“对于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毛听着这样明显的假话舒服极了，于是提议选他作接班人，还黑纸白字地写到了党章里面。林彪后来觉得总说假话实在太郁闷了，私下里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写：“毛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 一激动说了真话结果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在组织内部说真话远比说假话风险大，难怪人们练就了装孙子说假话发假誓时脸不红心不跳的适应能力。假话往往有现成的套路比较容易，说真话要用自己大脑前思后想，总得担惊受怕。
　　自古以来欺君都是大逆不道罪，可是掌握了哄鬼技巧的人都安然无事，多数直来直去说真话实话的人，没有顺从君王的意愿才会被治罪。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搞清在封建专制下什么是欺君，君要你哄他，你不哄他是很对不起人家的。
（157）

抄家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红卫兵抄家是家常便饭，我家住在大学里的家属院，左右邻居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住户被抄过家，不过那时各家都穷的叮当响，许多人即使被抄家也不会有多大经济损失。抄所谓牛鬼蛇神的家不需要办任何手续，说抄就抄，随意拿走什么东西，被抄家的人往往不敢怒不敢言，任人宰割。你若问红卫兵为什么要抄家？要抄走什么东西？他们有许多革命的目的和理由：
　　抄封资修黑货；
　　抄地主阶级的变天账；
　　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抄怀念旧社会保留的物品；
　　什么也没抄到还有说法，叫做打击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抄家的红卫兵是集体行动，如果搜身抄到一二十块人民币或翻到首饰一般要登记充公上缴，早期抄到封资修书籍还要装麻袋运走，后来嫌搬运费事弄得乱七八糟就不负责清理了，抄到旧式衣物因无法穿戴出去或撕烂或弃置一边。不过红卫兵既然来抄家就贼不走空，眼中自有稀罕之物。我家前楼有个初中生秦某，平时精心集邮，攒了一百多套老纪特邮票，还有许多外国邮票和解放前的邮票，看他的集邮册会让人非常羡慕。他爸是个教授，红卫兵来抄家没抄走他爸什么东西，却把他很珍贵几本集邮册抢走，他上去争夺：
　　“那是我自己的，不是我爸的，我集邮有什么罪？”
　　“你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你凭什么说是资产阶级？我那里面有毛主席，马恩列斯，鲁迅的邮票！”
　　“你这个狗崽子根本就不配有毛主席，马恩列斯，鲁迅的邮票！拿走！”
　　 狼和小羊的故事告诉我们强者不需要辩解！
　　外语系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女教授，家里有1000多克黄金首饰被红卫兵抄走了。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那些首饰早已不知被抄家的红卫兵们拿走搞了哪些革命成果，学校党委觉得既然落实政策总要有个交待，又是打报告又是申请的也算不容易，搞定赔偿600元人民币。女教授家里哭笑不得，那也得不忘感谢党委，还是把钱捐给国家吧。
（158）

臭老九

　　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是文革中的事，伟大领袖在老九前面还加了一个臭字，并且解释说知识分子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不知道是用什么牌的鼻子闻出来的臭味，这话给谁听都不像是表扬。毛还借用了样板戏里座山雕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
　　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有两种版本的说明：一是文革前就有打倒地、富、反、坏、右五类人，文革期间打倒对象又扩大吸收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三个品类共计八类，毛在知识分子前经常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再打就是老九；另一说是元代把人分为十级，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即知识分子，序列老九。无论哪种版本，知识分子都被打入另册，娼妓不如。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时已经没有多少人特别在意了，因为此前已经经历过许多次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 . 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尊严扫地，任人羞辱的红卫兵运动的冲击，社会上且不要说工农兵文革主力军，随便哪个阶层都比知识分子具有优越感。抗大中学组织下厂劳动的时候我被安排到油工班，除锈喷砂那里有个姓张的师傅，谁都支使他干活，像是对待学校里的牛鬼蛇神。私下里问其他油工是怎么回事，一个师傅竟然回答我：“他是62年毕业的大学生，一个臭知识分子，到油工班就是来改造的。正好喷砂没人愿意干，班长派他去了。”
　　文革社会人为地把人分出等级，类别，挑动社会各阶层无端地仇视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限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其根源仅在于专制独裁者一贯认为知识分子是他愚弄蒙蔽人民大众的障碍，57年反右使用一个阳谋，骗知识分子出来说真话，然后给予狠狠打击。这次文革除了清除异己之外，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彻底修理，恨不得解散所有原来的学校，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赶到农村公社，进入唯一的无所不在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难怪声称自己是毛的好学生的波尔布特曾自豪地对人说他们才真正实现了毛的理想，消灭了城市，全部进入农村公社。世界上一切邪恶主张最荒谬的地方就是它的反人类，尽管也能写出许许多多似是而非蛊惑人心的著作。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