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文革17

那年代人们都经历了革命，现在讲起来就是故事。 

五七大军

　　有许多数字表达日期的特殊事件都是由于伟大领袖于某月某日发表了某条最新指示确定的，如：五七指示，六二六指示，七二一指示...。 五七指示是伟大领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过一封关于搞好副业生产的信，信中强调各行各业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其中还有关于学校学生的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在伟大领袖的概念中，干部知识分子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固定资产也都有无形资产，还有个资产阶级立场。文革以来，城市里的学校全部停课，都来参加毛发动的文化革命让毛感到满意。大家都来干革命，别的实在没啥可干，干不成也不让干，那么多臃肿的机构又不能都叫革命委员会，如何精简令人头疼，那么多资产阶级干部知识分子如何处理没个好办法。中国从来不缺善于领会大人意图投其所好的小人，黑龙江省办出了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是很有规模的一个农场，把近万名在城里无事可做的省直机关干部和知青圈到一起劳动，每天组织起来读毛选，学社论，写心得，批判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唱红色革命歌曲，不闹事比较安定，人们的思想一天天变红了。这个举措正和伟大领袖心思，马上给人民日报文章写了编者按推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全国各地迅速响应，从省到市到县，办起了一大批五七干校，大家都到干校里去学习劳动种地，抓政治学习。去干校的人们懂得了对于每个革命者通过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自己能够分清对于犯罪分子进行强制管理的劳改与他们的锻炼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样一来每个人情绪基本稳定，心理上找回了平衡。也有些让五七干部彻底没有面子的地方，像上海的张春桥、徐景贤直接把靠边站的干部与刑事犯罪分子都归拢到一起统一管理。
　　全国各省都办起了这样的干校，市县级也都紧跟照办，只是没有省直机关干校那么大规模。后来所有学校、机关甚至工厂都办起了干校，许多干校就是一个登记站，负责把人派送到农村生产队就成，这与古代充军发配最大的不同是授予他们一个听着光鲜的称号“五七战士”，能够享受“五带”的待遇，到农村去可以带上工资、户口、粮证、党团关系等，不差钱。到1969年全国至少有1000万五七干部及家属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所谓的走五七道路的五七大军。
　　 五七大军的人员组成鱼龙混杂，有邓小平，胡耀邦，薄一波这些被贬的中央高级领导，他们都集中到江西农村，比直接投入监狱的刘少奇，贺龙，陶铸他们算是受到幸免一死的；有被剥夺权利的各地方长官如宋任穷，李井泉等，本地就近下放锻炼；更多的是城市党政机关的干部职员和学校教师；还有城市街道一些无业人员和盲流下放户也都随着五七潮流的裹挟迁移到农村。有些描写他们当年走五七时的文章还用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心潮澎湃这一类经典的陈词滥调，但是人们非常清楚，几乎所有走五七的人都是出于无奈，而没有走五七的人则会暗自庆幸，人们被革命搞得到处搬家、运行李，人心惶惶，搞不懂伟大领袖接下来要玩的是什么游戏。
　　我在抗大中学上学的时候，原来排里有六十多个学生，经过一轮走五七的大潮之后只剩下四十多人，学校两个连12个排合并成了一个连9个排，也就是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下了乡，还不包括像我家里的这种情况：家长下了乡，乡下暂时腾不出住处，孩子仍然留在城里。没有看到官方公布的全国城市下乡人口的统计数字，他们在农村的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曲折磨难不是简单文字能够说清的，所有文革之后陆陆续续搬回城里的五七干部及家属，都有一种恍如隔世重见天日的感觉。
（161）

反戈一击

　　 反戈一击这个词在文革中通常是给那些改变派性立场投身到原来与之对立一派时的人用的，这些人数量不少，连对立面也要打出标语欢迎：“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以扩张壮大队伍。队伍壮大以后，反戈一击者相当于降兵降将，身份地位自然低人一等。
　　 文革年代人们在物资方面很匮乏，衣食住行方面几乎全体处于贫困线之下，但是在精神思想方面的无形资产却很富有。经过伟大领袖的点拨，每个人都获得了什么阶级立场啊，革命意志啊，还有红色的灵魂。那个立场留在自己家里肯定没有什么用，都是用于社会上表态的，由于智力上的差异，很多人总是掌握不好表态的时机，就像买彩票不知押哪儿能赢一样，彩票买错了钱就白扔，立场错了还存在反戈一击的问题，给一个反思的机会。
　　邻居陶老师总也玩不好那个立场，隔不了多久就会来一次反戈一击。记得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她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文革当中，紧跟党组织，表现非常积极，批三家村，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抓反革命，支持工作组忙的不亦乐乎。可是没过多久，全国上下开始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工作组，抓走资派，抓黑帮。陶老师先前积极批判的对象多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自己还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吹鼓手，急先锋，于是反戈一击，揭发了走资派的都整理了哪些人的黑材料，还深忏厚悔地向原来挨过自己整的同事们赔礼道歉，得到了大家的原谅。
　　派性斗争开始以后，陶老师参加了派性组织，开始她那一派比较温和保守，被人称为保皇派。随着革命造反的深入发展，敢于造反的那一派打倒了许多走资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很多人都逐渐转向了造反派，陶老师觉得自己也没做错什么事，转向就慢了一些，结果被人当成打击目标，视为铁杆保皇派。造反派仿造伟大领袖的口气，贴出大字报：“敦促保皇派（杜聿明）投降书”，陶某一看连中央文革都支持对立面，又搞了反戈一击，这次检举揭发了保皇派头头怎么和黑帮走资派勾结的内幕。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对陶某的揭发感到满意，陶某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没过多久，造反派越战越勇，把省委，东北局的书记拿下以后，开始造沈阳军区、辽宁军区司令员的反。这回没搞明白，伟大领袖不让动那些地方，造反不包括造军队的反，书记们和司令们待遇不同，没把握好伟大领袖制定的这轮游戏规则，造反派成了反军派，严重的都被抓进了监狱。原来的保皇派卷土重来成了还乡团，一大批造反派纷纷退出，陶老师再次反戈一击，她痛哭流涕地自我批判，毫不留情地揭发原来组织里的反军罪行。本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知道啥事儿都一件不漏地揭发出来，一些被揭发的造反派对陶老师又气又恨，叫她墙头草，风派，叛徒，变色龙...大家总结出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她知道，什么话也不该跟这样人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她出卖了。
　　 那时经常反戈一击的人并不在少数，革命的题有多难啊！其实陶老师平时也是个本分人，并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只是跟那个弄不明白的伟大领袖跟的太紧，革命发生动态变化时很不适应，最后也只能怪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不高，可是水平高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像张春桥，姚文元那德行的？

造反派

　　造反在历朝历代也是令人感觉恐怖的事，造反者不是被逼无生路可走，就是谋求改朝篡政，造反被捉住是要杀头灭九族的。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人们无风起浪，造反派杀声震天。造反者并非濒临生存绝境，而是追随一种时尚，把个教授书记绑了打了就是造反；把个牌匾石像砸了毁了就是造反。造反被伟大领袖赋予了新意：不是造当今圣上的反，是造反动派的反！
　　谁是反动派？就是那些与伟大领袖思想，意志，观点，立场，路线，方针等等稍有不同的都可以归类为反动派，譬如：毛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建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阴谋篡党夺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要说把不同阵营的敌手定义为反动派，就是同一阵营里面的同志想不当反动派都难啊！所以一声喊打，无人可以逃脱，以毛的气魄，全都打倒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导演的文革造反大戏在全国开场，千千万万红卫兵助纣为虐，懵懵懂懂跟着摇旗呐喊，打遍天下，全是坏人。无数的红卫兵残害老师，批斗领导，与同事斗，与自己父母亲属斗，红卫兵之间互相斗争，斗得自己不能学文化，小小年纪下乡去学贫下中农劳动，成了地地道道的文革殉葬品。有些当年的红卫兵受过刺激一直不得康复，到了中老年仍头脑空空，还能找出一些回忆，回味着革命造反的兴奋，拿着当年的作恶当理讲，可见邪教影响不容低估。
　　那时所有的大中小学的书记校长都被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批斗了，可见不是因为发现了那里领导有什么问题，仅仅因为你是校长书记对号走资派黑帮；所有的教授被批斗就因为你有教授这个头衔对号反动学术权威；所有的寺庙古迹被烧被砸因为那是迷信和帝王将相；所有非马恩列斯毛书籍被封被禁因为那都是封资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党叫干啥就干啥，很难证明那时的造反派用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被文化革命触及了灵魂的千千万万造反大军，被一种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搞懂的毛泽东思想附体，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心安理得。
　　我家楼下有个文革前的技校生吴某，当初造反根红苗正，参加派性组织当了头头。三结合时成了他那个大军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毛去世后，他被列为三种人，撤职交待问题。曾经大红大紫的时代宠儿，如今成了被审查对象，巨大反差让他抑郁成疾，患了肝癌。我遇见他的时候曾听他讲了自己的委屈：吴某讲自己从来没有亲手打死过任何人，斗走资派也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因为他是头头，所以要他对群体武斗事件负责，老干部们家破人亡都来找他算账，感到实在没地方说理。我虽然安慰他要想的开，好好养病要紧，心里却想：他确实是听毛主席话去做的，吴某去世前不会去想是伟大导师误导了他，被毛害成这样心里还在无限崇拜着毛也足够令人感动。文革后期，造反派成了一个贬义词，那些全力以赴参加革命造反的热血青年被追究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有很多委屈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或许会冷静地反思革命造反年代自己做了多少蠢事，上了谁的当。
（164）

领袖

　　文革前两年，人们对领袖这个词认识高度还不够，不是很敏感。小学张老师跟学生布置检查个人卫生事项的时候强调：“要保持穿衣整洁，特别是要注意衣领和衣袖的卫生，因为领子和袖子都是最容易埋汰的地方。”
　　文革开始以后，“伟大领袖”这个词组迅速蹿红，成为一个崇高神圣的专用名词，学生中有人联想到张老师的讲话涉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那时的人们都在为看见别人积极抓反革命自己没有收获而着急上火，这下算是有了目标，一哄而起，学生们和其它老师一起把张老师押上了批斗大会。张老师的罪名是顶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人们面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简直愤怒的脸都变形了，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仇恨的火焰，恨不得千刀万剐反革命才能消解心头之愤。
　　后来有人回忆当年这场批判，那时头脑中真的认为张老师十恶不赦，即使事后完全清楚张老师所受迫害是无辜的，可是留在头脑中的阴影却驱之不散。文革十年整个中国处于毛的掌控之中，邪教的力量绝不容低估，洪水和风暴来临不可阻挡，人们所作的一切离开了理性，退回到野蛮混沌的阶段。
（165）

唱高调

　　唱高调本来是音乐里音高的提升，文革时通常是指人们宣称自己彻底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豪言壮语。人讲人话，鸟出鸟语，豪言壮语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看看下面这句：
　　“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不拼命，要命有啥用？”这是文革期间非常流行的一句狠话，用以表达人们要为革命献身的一种决心与愿望。人的生命除了用来拼命革命就没有别的价值了？这是一句人话么？狂热的呓语也不该这么绝对吧！更确切地说是用假话瞎话来蒙骗领导，领袖，哄他们乐呵，他们爱听。人们该吃吃，该喝喝，有几个真的去拼命干革命了呢？倘若你不这么讲会怎样呢？那你就会成为落后分子，进入另册，受到排斥打击，所以人们唱高调也有保护自己的功能，上面得意这种东西。
　　那时人们之间互相斗争已经不能满足文革发展的需要，于是有人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那时粮食普遍不够吃，让大家自己斗自己不知是否出于只消耗脑力不用体力从而节约粮食的考虑。发明这个提法的人应该是个哲学家，脑子里正我反我斗来斗去，很讲辨证法，可是一闪念闪来闪去是否斗得过来值得怀疑，斗的成果怎样也只有鬼才知道。但是有人这么一唱高调，全国就都跟着和声，全都煞有介事地组织开会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家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斗私，有些平时就不爱想事儿的人哪懂什么一闪念啊，即使有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斗哇，一个个跟傻子似的就那么整天坐着，不但不能节约粮食，还要白搭不少时间。
　　还有不少众所周知的豪言壮语都是从所谓英雄人物嘴里说出来的。在中国，人物往往死了以后才能成为英雄，英雄不说点什么不够丰满，人死之后文秘们帮助安装一些豪言壮语对完善英雄形象有利，那些人到底说没说都不重要，关键是唱高调要配合革命形势。
（166）

政审

　　政审是各级组织部门的主要业务，是对所管辖的人员进行历史现实所关联的事物进行全方位的政治评估。党团员干部要通过政治审查，普通群众也要经过政审才能定位政治身份，以防阶级敌人隐藏到革命阵营里面。
　　政审这种形式大概是从前苏联那边学过来的，政审不合格在苏联基本都做反革命分子就地处决，政审合格相当于发放生存许可证。政审在延安阶段搞整党，整风，整人的残酷路线斗争中很有效果，为了革命无端挨整也无怨言并能继续坚持革命是组织内的传统，特殊的组织都普遍忽略人性。解放后在普通干部当中推广，文革前后普及到每个群众。虽然没有前苏联搞得那么恐怖，但是每个人在面临政审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地自检本家族是否存在某些方面的罪恶，思忖心里不托底的细节方面能否得到组织的谅解，有如忏悔的基督徒祈求主的宽恕。
　　审查一个人需要对该人的一贯政治表现，历史经历，出身成分，社会关系等进行评估，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容易判定的准则，没有什么政治审查分类对照表，组织部门的干部也从来没有获得任何政工评估师一类的专业职称，所以政审实际上就成为一级领导表达个人意志的工具利器。特别是在提拔干部方面，经常以政审的理由实行取舍，这时政审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组织部门除了能够向代表党组织的领导提供整人的材料外，没有任何独立思考判断余地。譬如：可以把刘少奇的材料整理成成叛徒、工贼、特务后打包；把彭德怀的材料整理成军阀、反党野心家后装袋。等到平反昭雪的时候还是原班政审人马，会把材料打包装袋的当事人改成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于基层领导，基本都能掌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政审排斥异己的常用伎俩，说你是啥就是啥。
　　文革年代，人们为了获得政治生存空间，争先恐后地向党团组织靠拢，政审是必须通过的红线，党团领导握有至高无上的政审权利，这种权利可以延伸到决定招工招生分配，也经常成为罪恶与交易的筹码。我在发电厂工作时，厂里从辽北地区招收了400余名知青当工人，其中有47名女知青的档案里保存了原来在农村时被大队书记强奸的证实材料。那些大队书记的罪恶或将成为掌控他们上级手中的把柄，但却未必全部受到惩罚，受害者却要一生背着这些政审材料被视为另类。
　　给每个人做政审结论虽然是组织部门的专利，但是组织里的人永远是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利用政审结党营私是某些领导重要的可操作资源。领导授意下组织部门的字斟句酌有很深奥的学问，例如对于一个不能被提拔的干部的结论是这样的：
　　“该同志能够服从组织安排，还需要加强同志之间团结，建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努力提高路线斗争水平，经受组织进一步考验。”
　　看到这样的结论，人们可以知道该同志在团结方面做的还不够，群众威信还没建立起来，路线斗争觉悟也有欠缺，给决策领导的提示就是不提拔他也不会闹情绪。可以被提拔干部的政审结论是什么样子呢？下面的结论可以作为样本：
　　“该同志一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水平，能够团结带领大多数同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该同志历史清白，作风正派，任劳任怨，是我党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近年来的政审程序简化了不少，例如某人政审结论一条写着：“该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家庭成员没有参加过法轮功活动，可以出国。”
　　政工干部们延续了文革政审的套路，没有什么新花样，你让这些人搞创新实在是难为他们，能做到换汤不换药已经相当不容易。
（167）

一致通过

　　人们当年的印象当中，伟大的党开会总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对苏修美帝一律同仇敌忾，对走资派全都义愤填膺。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无论打倒谁都一致通过，到后来恢复名誉也都是一致通过。不管做什么决议，只要某人能授意写出决议，大家总是无比激动地一致通过，光是通过不激动万分都不好使。许多产品用模具加工出来会有很好的一致性，脑袋也能被加工成这样一致是个不小的奇迹。
　　说所有参加表决的领导都不存在观点认识上的差别是不实际的，那么只能说人们的思想意识被政治强奸了。那么多杰出领导的意识尚且是这副德性，普通大众被强奸民意就更不在话下，说些什么不着调的话，喊些颠倒的口号权当发发神经。当年河南有个叫杨水才的说过：“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话推敲起来会很滑稽，毛主席热爱的东西怎么能是别人随便爱的呢？杨干部的话被做为一种样板进行推广，其实这个事件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否定，否定了人在生活劳动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否定有个性的需求和创造，只要做到如同木偶或兵马俑那样即可。
　　许多年过去以后，有位姓倪的妇女在一个大会上道出了可以称得上典型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她说自己从来不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大家都像倪妇女那样注定随声附和只投赞成票，难道搞这种投票形式的游戏仅仅是一种礼仪吗？虽然不能臆断倪妇女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抗议或反对现存的投票方式，事实上她的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弃权和反对！同时也引出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群人坐在那里参政议政？没经过选举又是什么人来决定他们的资格？没有意见，没有想法，赞声一片，和谐无边，一致通过的决议也好，文件也罢，人人都只对组织效忠来赢得开会的入场卷和自身利益，不必对供养他们的人民负责。

（168）

滑头

　　人们普遍不喜欢耍滑头的人，揣摩不准那人在想什么，人们之间不能说心里话，不能讲实话，可是文革年代有几个人敢讲心里话，敢讲实话呢？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除了哑巴和痴呆儿谁没有违心地说过假话呢？
　　所谓的滑头在人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革命年代也许会被视为另类，但是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圆滑善变，当着人说人话，当着鬼说鬼话，遇到恶鬼不说话也不失为一种人生处世艺术。
　　我家院子里当年有一姓李的中年教师，为人比较谦和，从不与人争论，哪派也不参加。谈话时从来不置可否，遇到什么革命事件也不激动，从不轻易表态，别人写好了大字报让他签个名也总找理由躲避。两个派性组织的红卫兵都认为他是个大滑头，根据就是他没有立场也不犯路线斗争错误。李老师的几个法宝就是泡病号，装迷糊，慢半拍，他觉得那些立场观点什么的不知道怎么用，为了不惹麻烦还是没有为好。说话的时候总是把几个感叹词挂在嘴边：啊，耶，唔，哎，噢，嗯...，跟说日语片假名似的。喜欢琢磨人的革命造反派对他的想法难知如阴，但是拿他没有什么办法，造反派虽然不讲什么法，但是多少也要有些证据才好定罪。
　　那时政治上的积极分子都是不讲情面，当面锣对面鼓，点名道姓揭发批判黑帮黑线，别人写大批判稿都是满腔怒火，口诛笔伐。李老师的批判稿都是检讨书，检讨自己对政治学习抓的不够紧，对毛主席的著作理解不够深，对路线斗争的尖锐程度认识不够高，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不够快...几个不够之后再来它一顿坚决：坚决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坚决彻底同资产阶级决裂，坚决革命到底不回头...诸如此类表上一大批决心，随大流的发言都是对事不对人，该愤怒的地方也有愤怒动作，该激动的时候也加激动表情，写一回稿子能用很多次。李老师一贯空对空，谁也不得罪，他写的稿什么批判会都能用，革命的很抽象。
　　造反派抄地富反坏右资叛特黑的家时，一群小孩子趁火打劫，好玩的值钱的见啥拿啥，李老师把自己三个孩子都叫回家学习不让出门，告诫孩子哪怕是别人的一根火柴也不能拿。别人说他胆小如鼠，他根本不在乎，宁可当老鼠也不做老虎。文革后他们家的几只“老鼠”都考上了大学，后来那些“老虎”们虽然混的下了岗，但是提到李老师还是一口咬定他是个大滑头。
（169）

揭发检举

　　揭发检举反动黑帮黑线及一切牛鬼蛇神的罪行是人们在文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日常活动之一。对于报刊电台揭发出来已经定调的反动分子，人们可以查看他们以前还说过什么话可以拿出来批判，回顾他们做过什么事可以进行斗争；对于平时生活工作当中的同事同学亲友的言行进行互相监督，人们一旦发现有悖于毛的指示和中央精神的言行都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揭发检举。能够揭发出符合斗争需要的罪恶事实就是收获了革命成果，使人们在揭发告密中产生成就感，尽管当时只能赚得廉价的口头表扬。
　　揭发同类总是要以得到某种好处为动力的。文革中虽然暂时没有多的物质利益，但是有些人看清通过揭发别人“罪恶”能够被组织上重视，发展成为一级积极分子，进而可以成为组织预备成员、正式成员，直至飞黄腾达，于是非常留意身边政治生活的动向。
　　我家后楼有一位闫教授，学校到农村野营拉练时有人向工宣队揭发他，揭发者称：“看见闫某吃饭的时候向菜汤里投放白色晶体颗粒。”人们看见这样的描述会毛发悚然，猜测他在搞投毒。不是的！他只不过是从自己家里带来一瓶味素，揭发者批判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言外之意贫下中农是从来不吃味素的。揭发者捕捉为革命立功的机会，总在这样一类事情上挖空心思大做文章以争取政治表现的加分，实在令人不齿。
　　揭发别人的过错可以让揭发者获得利益，这样一来就会有人为了获得利益去揭发甚至陷害别人。吉林四平市有个8岁的小女孩，自己在教室里面写了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然后到学校办公室检举班上一个各方面总比她强的班长，说是亲眼看见是那个班长写的。8岁女孩的智力还不够健全，这点儿小伎俩不难被成年的老师识破。了解情况的人议论这个事件时都不约而同地指责那孩子的妈，说她妈就是经常靠揭发别人说反动落后话调到机关当上了中层干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