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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文革18

那年代人们都经历了革命,现在讲起来就是故事。 

 
 

扣帽子

   “帽子”一词在文革中有着特定涵义和鲜明的时代特点,那时人们还不忌讳带绿色的帽子,但是很害怕别人给你扣“帽子”。所谓帽子除了批斗会上给被批斗对象带上纸糊的高帽外,主要还是指用各种罪名编织的概念大帽。无论给谁扣上反革命、黑帮、右派、叛徒、特务大帽都是致命打击,万劫不复。那时说某人家里是戴帽的,即是敌我矛盾,处于社会地狱最底层。即使是换个小号码的戴上:立场不坚定、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诸如此类的帽子也会令人肉跳心惊。那些苍白无力的分辩往往是:“你不要乱扣帽子好不好?”
  74年时,新民县有个老农说的很经典:“日本鬼子的时候你到集市上卖鸡蛋会被抓经济犯,现在你去卖鸡蛋改叫资本主义复辟了。” 那时候工厂抓紧生产被戴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农民种点自留地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学校重新上文化课会扣上“修正主义回潮”;老师管理学生叫“师道尊严”;学生努力学习叫“走白专道路”;不积极写思想汇报叫“与党离心离德”;给领导提意见叫“对党不满”;人们论事制帽全是老裁缝。
  至于不小心说了犯天条的话,帽子就会狠狠地砸在头上。最恐怖的帽子非“现行反革命”莫属。现行反革命是随时都可以拉出去毙了的那种,抓现行反革命是多是五花大绑,由俩个专政队员背着胳膊押解上台。哲学系有个齐某说天天读像是基督教徒在祷告,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前面挂了个打叉的牌子被游街示众。什么样情况会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呢?文革时各级领导甚至全国人民都会拿捏分寸,凡是对毛泽东,江青,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神圣字眼说出半个不字的就会立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中学生李某因为说了“共产主义纯属扯淡”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6年,他认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且不论共产主义是否扯淡,作为一种信仰非要让人顶礼膜拜实在是太霸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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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所谓时尚是指在特定时代引领人们崇尚的行为,人们在填不饱肚子的时代虽然很难投资追求时尚,但是追求时尚是一种人类要求改善环境和自身形象的自然属性,追求低成本的时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无处不在,人们外观上的举止言谈穿衣戴帽等生活行为无不体现出一种时尚。
  在无限崇拜的年代,引领时尚的不是T台模特或文体明星,那些人没有登台展示的机会,所有的电影镜头都对准了伟大领袖。文革伊始,伟大领袖就展示出一副决战到底准备重上井冈山的统帅气概,穿上了一套草绿色军装,戴上了草绿色军帽,鲜红的帽徽领章煞是威武,虽然没有见过关于草绿胶鞋的镜头,推测应该是配套的,伟大领袖无论穿什么那就是一个帅!仆一亮相,没有任何广告词,全国布店草绿布料立即断供,全国染织厂全部开足设备生产加工草绿一种颜色布料,服装厂只加工一种颜色的服装,一时搞不到草绿服装的人们那个急啊!没有草绿军装出门都觉得丢份儿,没办法只好溜墙根儿走,耽误革命啊!
  那时走在大街上,人多的地方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广场上集会就是绿色的海洋。尽管绿色养眼,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审美疲劳,伟大领袖除了接见红卫兵在公众面前亮相穿了绿军装,平时也还是以穿灰色人民装为主。人们穿上灰色人民装比较庄重,四个兜的上衣就是口袋里啥都不装也尽显干部风度;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出来以后,蓝色工人装也可以拿得出手。
  服装时尚受到许多限制,形体动作也要配合形势。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电影里的革命军人形象:说话铿锵有力,走路咔咔跺脚,双目圆睁,一副英雄气概。艺术剧院的演员穿着精致,不像普通百姓那么随意,被斥为奇装异服;举止优雅被斥为妖里妖气;走路带出舞蹈的一些摆动被斥为令人作呕。革命的人们看着他们心理上非常不适,完全视为另类,那些演员是反时尚的,要求他们改造思想,必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概念化的工农兵就应该是朴实,憨厚,土气和粗线条,吃不饱饭也照样感恩戴德唱红歌,啥意见也不提,让伟大领袖放心。
  语言最能反映时尚,人们张嘴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时尚,学校里有两个中学生辩论,前者引用伟大领袖的话攻击对方:“高贵者最愚蠢!”,后者孤陋寡闻,根据直觉反击说:“你放屁!”。这下麻烦了,前者强调这是毛主席说的,虽然毛主席再伟大也不可能没放过屁,但是把放屁跟那么伟大的毛主席联系到一起还了得 !后者吓得再也不敢反击,狡辩说三个字是针对前面别的话而言,接着马上逃离是非之地,免得越涂越黑。
  文革前,学生见到老师都问老师好(早),文革有段时间人们互相见面时兴说“毛主席万岁!”,与基督徒们见面互道"基督复活了!"很相似。不同地区不同单位部门也都有自己方式的见面语,无非是选择一个时尚流行的口号或标语,见面有说“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通常都很简单明确,但是这种方式不是很自然,熟人见面不说点什么又形同陌路,后来演变成了见面都问“吃了吗?”这样比光喊口号亲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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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

  人们谈话经常要避开某些敏感的字眼儿,说不吉利的话被称之为乌鸦嘴。譬如:婚庆上莫谈分、散、离、梨...;人家生孩子莫讲死人;行船时莫提帆、翻、烦...;当着和尚不说秃、光、亮,当着瘸子不说短话等都是这个道理。这都是人们顾忌带来一些心理上不舒服的联想和感受,实际上基本不会因此影响事物发展的结果。
  文革期间人们忌讳说自己有钱更忌讳说家里有钱,富裕是一种丑陋,跟地主资本家沾边。那时穷很光荣,穷是无产阶级,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人一穷就没什么思想负担,比较轻松。人们还忌讳别人说自己文质彬彬,白面书生,认为文气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面就是不干体力活的书呆子,人要长得黑红脸膛,五大三粗,虎虎生风才符合革命者形象标准,只是那时粮食不大够吃,营养不全面,长成革命者的样子有一定难度。
  那时人们很喜欢戴绿色的帽子,满大街的人都戴着绿帽子跟着伟大领袖向前走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不知是哪个恶毒的家伙翻出古代的传说,把绿帽子与老婆跟别的男人乱搞的现象联系到一起,结果戴绿帽子让所有的中国男人不能容忍。虽然文革时人们习惯戴着绿帽子,但是特别害怕别人给自己扣帽子,被人扣上帽子遭受政治迫害有如跌进万丈深渊。
  人们忌讳说右,说某人很右就是说此人有右派反革命倾向;人们忌讳给党委领导提意见,给他们提意见就是反党分子;忌讳说天空黑暗、年景不好,这会定为影射社会主义;忌讳议论太阳毒热,涉嫌咒骂伟大领袖;忌讳与牛鬼蛇神说话,否则会被视为阶级觉悟不高,丧失革命立场,敌我不分,直到获得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罪名。
  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人为划定一些令人讳莫如深的禁区,冻结人们独立思考的功能,让人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按照领袖意志进行各种邪恶的革命,破坏世界,坑害他人,坑害自己。无论是列宁、希特勒还是伟大领袖,这些头领都是同样行径,后来人们清醒一些的时候会想:他们这样折腾给人民带来过任何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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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排40号

  多数政工干部都要具备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基本素质,许多政治行当中跑腿、学舌、跟班、听喝的干部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政治小爬虫。政工干部一般智商相对比较高,但是在领导面前能够长期保持谦卑的外部表情,即使发现那领导远比自己愚笨也不会流露半点鄙夷的神情。帝国小军官们都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政工干部是看着上峰脸色,没有命令也能办事。这些人的势利眼不是白长的,具有精准的政治排队能力,可以把复杂的人群排出左、中、右,三、六、九等,能够识别轻重缓急,哪多哪少,哪是棒子哪是针,拍马屁一般不会拍到驴蹄子上。
  文革期间学校礼堂看电影一般不花钱买票,都是各系配发的。如果票发的少,就按政治地位排座次,书记、副书记、支委、党员、积极分子、普通群众、落后群众、各类问题人等...,如果票发的多,人人有份,这时可以体现党的关怀。楼下有个李老师是湖北人,政治条件不好,历史复杂,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挨整的对象,他从班上拿回的电影票总是交给上中学的儿子,自己从来不看。儿子是近视眼,看电影总是拿到最后一排最边上30排40号座位的电影票感到非常奇怪。一千多人的礼堂,某人每次都在同一个位置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对于不是随机抽取分配的影票,在毛领导的政治决定一切的国度是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事情。人们习惯了不平等的生存环境并无奈地接受它,许多年之后人们来评说这件小事都还会说:“这算啥呀?”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可惜被资产阶级提出来之后无产阶级再提这样的口号就会很没面子,所以很忌讳说平等。特别是领导层,谁都喜欢长官意志不愿意讲平等,平等太费事,还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较方便。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政治排队,虽然见不得人的政治排队名单不能公诸于众,书记,支委等政工干部圈内对这些是了如指掌的,老百姓蒙在鼓里排在什么位置自己不甚清楚,只能是在有什么福利好事的时候才会发现某些事情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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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名词

  伟大领袖在中国是特指毛泽东的专用名词,并列的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同样如此。全国人民拿这些名词跟毛泽东互换绝不会有误。把四个伟大任何一个伟大,即使是其中身份不够高贵的伟大舵手的称谓,如果放到其它人名下都会招来飞天横祸。
  文革期间,中国很多词汇都与“伟大领袖”一样,成为专用名词,例如:一说到红太阳,老百姓再没有文化也知道说的是伟大领袖,由此发展而来的“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红彤彤的太阳”,“光芒万丈的红太阳”... 说的都只能是一个人,傻子和精神病患者都不会搞串皮,而且不难看出那些形容词也是专用的。有个小青年跟人打架,弄得身上到处是血,一观者形容说:“衬衣上全是血,红彤彤的。”被质疑用词不恰,说红彤彤的都是用来形容红太阳毛主席或语录本,哪有形容出血呢?
  红司令是伟大领袖独享的称谓,虽然全国各大小军区司令为数不少,尽管根红苗正,赤胆忠心,红心向党,但是绝没有人可以擅用红司令头衔。
  大救星的说法早在四十年代就已面世,很多年过去以后,天文学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中国的天空上再也没发现过其它大救星,连小一点儿的救星也没有。
  北斗星也成了伟大领袖的象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 一经征用,别处再无搬用。
  巨人当年也用来形容伟大领袖。一说高瞻远嘱的巨人,不用任何附加说明,人们也会知道是指伟大领袖,而且要挥动巨手指引人民革命的前进方向。如果说另外有人长出了巨手,生活在神化世界里的人们将会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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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革命跟狩猎是一样的,要不断发现目标,捕捉猎物。前一轮阶级敌人被消灭后,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不能闲着,还要继续革命四处踅摸,打量哪些人更像阶级敌人,搜索还有多少牛鬼蛇神没被打倒。
  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当年是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们非常喜欢的运动鞋,绿色的鞋底,凸凹相间,比起普通黄胶鞋明显高档很多。文革期间竟然有革命者发现鞋底的图案像一个“毛”字,把伟大领袖踩在脚下?这个灵感让革命家们特别兴奋,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发现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比发现丰富矿藏还要倍受鼓舞。于是回力球鞋暂停生产,即使厂里所有职工都对这种牵强附会感到荒诞,但是谁也不敢冒政治风险去否定革命家们的极富想象的成果。
  重庆有个老农,在城里买点日用品和一个毛的石膏塑像,全用麻绳栓在棒棒上挑着回家,被路人发现,那人很能设身处地拟人化想问题,猜想毛的石膏像和日杂用品绑在一起很不舒服,似乎体会到了麻绳勒到自己身上的痛感,于是将老农扣下说老农绑了毛主席,罪大恶极!批判毒打了老农,坚决不肯放过。
  当年有个在中南海院里专门给领导人拍照片的吕厚民,他给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照过无数的照片。国庆节前,在众多照片里要选择一张挂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有人发现有张毛主席稍微侧面的照片上只露出一面耳朵,进而联想到只露一只耳朵与偏听偏信有关联,认为涉嫌影射伟大领袖,于是把这张照片列为政治事件,吕摄影因此被逐出中南海。按理说能在中南海给领袖人物拍照,照相水平应该算作国家级,到民间会被称为大师。在中南海里转悠,跟搞政治的人在一起混绝不能随便大意,让你照标准像,你给照侧面那还了得?露出一只耳朵算偏听偏信,要是照个穿衣服的背影还不联想到没脸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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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成本


  文革初期,墙上有大字报揭发学校党委书记与同样是校级领导的夫人在太原街买了1斤韭菜,临走忘记拿走,丢在圈楼的柜台了,回到北陵这边的家里才发现,于是派司机开着伏尔佳轿车匆匆赶回太原街去取了回来。写大字报的人气愤书记的夫人自己花2分钱一斤买的韭才,要派公家司机开公家的汽车往返20公里取回,痛恨这种花自己一分钱心疼,花公家一块钱也不在乎的公私分明的干部。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里是经常发生的。败家的领导们喜欢强调一件事情的政治意义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在这种荒谬的主张下,肆意挥霍老百姓的血汗就有了理论依据。那时候,一个上万人的工厂可以因为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而全厂停产来召开批斗大会,而那个反革命只不过是不小心弄坏了一张毛的画像。对于反革命不是把他抓起来就解决问题,还要强调教育广大群众的政治意义,组织者还会宣扬这种政治意义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那时的基层干部强调政治是生命线,是至高无上的天条。虽然能够掌握财权的领导没有多少贪污腐败的机会,但是挥霍钱财干些不着调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凡是打着政治旗号,譬如:不上班开个批判会,唱唱红歌,经常传达文件,以革命的名义,响应党的号召,做什么劳民伤财的蠢事都不会有人追究。
  政治权力等于多少钱在是无法计算的。全国的学生一起长期停课陪着毛主席玩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多数工厂停产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知道搞出了什么子午卯酉。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地步,老人家仍然能够神采奕奕,光芒万丈。有了这么伟大领袖的指引,下面受到蛊惑的干部们心领神会,积极开展永远搞不完的各项政治运动成了干部们常年的本职工作。他们声嘶力竭地空喊口号,忙不迭地到处内查外调,不遗余力地整人还要求群众和被整的人们跟着一起参加政治运动,且不论浪费了多少人力资源,耗费了多少人的青春生命,更重要的是毒害了几代人的思想,把一种叫做政治的遗传因子注入到整个社会体制中,直到现在,主流政治势力还在依靠出政治牌维持生计,用以掩盖他们的昏庸无能,继续蒙蔽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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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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