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讳
人们谈话经常要避开某些敏感的字眼儿,说不吉利的话被称之为乌鸦嘴。譬如:婚庆上莫谈分、散、离、梨...;人家生孩子莫讲死人;行船时莫提帆、翻、烦...;当着和尚不说秃、光、亮,当着瘸子不说短话等都是这个道理。这都是人们顾忌带来一些心理上不舒服的联想和感受,实际上基本不会因此影响事物发展的结果。
文革期间人们忌讳说自己有钱更忌讳说家里有钱,富裕是一种丑陋,跟地主资本家沾边。那时穷很光荣,穷是无产阶级,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人一穷就没什么思想负担,比较轻松。人们还忌讳别人说自己文质彬彬,白面书生,认为文气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面就是不干体力活的书呆子,人要长得黑红脸膛,五大三粗,虎虎生风才符合革命者形象标准,只是那时粮食不大够吃,营养不全面,长成革命者的样子有一定难度。
那时人们很喜欢戴绿色的帽子,满大街的人都戴着绿帽子跟着伟大领袖向前走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不知是哪个恶毒的家伙翻出古代的传说,把绿帽子与老婆跟别的男人乱搞的现象联系到一起,结果戴绿帽子让所有的中国男人不能容忍。虽然文革时人们习惯戴着绿帽子,但是特别害怕别人给自己扣帽子,被人扣上帽子遭受政治迫害有如跌进万丈深渊。
人们忌讳说右,说某人很右就是说此人有右派反革命倾向;人们忌讳给党委领导提意见,给他们提意见就是反党分子;忌讳说天空黑暗、年景不好,这会定为影射社会主义;忌讳议论太阳毒热,涉嫌咒骂伟大领袖;忌讳与牛鬼蛇神说话,否则会被视为阶级觉悟不高,丧失革命立场,敌我不分,直到获得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罪名。
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人为划定一些令人讳莫如深的禁区,冻结人们独立思考的功能,让人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按照领袖意志进行各种邪恶的革命,破坏世界,坑害他人,坑害自己。无论是列宁、希特勒还是伟大领袖,这些头领都是同样行径,后来人们清醒一些的时候会想:他们这样折腾给人民带来过任何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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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排40号
多数政工干部都要具备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基本素质,许多政治行当中跑腿、学舌、跟班、听喝的干部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政治小爬虫。政工干部一般智商相对比较高,但是在领导面前能够长期保持谦卑的外部表情,即使发现那领导远比自己愚笨也不会流露半点鄙夷的神情。帝国小军官们都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政工干部是看着上峰脸色,没有命令也能办事。这些人的势利眼不是白长的,具有精准的政治排队能力,可以把复杂的人群排出左、中、右,三、六、九等,能够识别轻重缓急,哪多哪少,哪是棒子哪是针,拍马屁一般不会拍到驴蹄子上。
文革期间学校礼堂看电影一般不花钱买票,都是各系配发的。如果票发的少,就按政治地位排座次,书记、副书记、支委、党员、积极分子、普通群众、落后群众、各类问题人等...,如果票发的多,人人有份,这时可以体现党的关怀。楼下有个李老师是湖北人,政治条件不好,历史复杂,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挨整的对象,他从班上拿回的电影票总是交给上中学的儿子,自己从来不看。儿子是近视眼,看电影总是拿到最后一排最边上30排40号座位的电影票感到非常奇怪。一千多人的礼堂,某人每次都在同一个位置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对于不是随机抽取分配的影票,在毛领导的政治决定一切的国度是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事情。人们习惯了不平等的生存环境并无奈地接受它,许多年之后人们来评说这件小事都还会说:“这算啥呀?”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可惜被资产阶级提出来之后无产阶级再提这样的口号就会很没面子,所以很忌讳说平等。特别是领导层,谁都喜欢长官意志不愿意讲平等,平等太费事,还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较方便。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政治排队,虽然见不得人的政治排队名单不能公诸于众,书记,支委等政工干部圈内对这些是了如指掌的,老百姓蒙在鼓里排在什么位置自己不甚清楚,只能是在有什么福利好事的时候才会发现某些事情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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