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辫?
前清顺治时,以汉族男人(男从女不从,女人可以留发髻)是否留辫子来作为判断归顺清朝的标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辛亥革命时,国民政府下令剪辫子并用以判断是否支持反清共和,一留一剪都是用辫子划分。文革开始时,中国的男人基本没有留辫子的,现今那些留辫子的艺术家男士当年都还没有来得及诞生,总跟辫子较劲儿的革命者只好对女人不客气了,至于中国人为什么有跟辫子过不去的革命传统在新版的《辞海》里也找不到直接答案?
66?月,红卫兵大破四旧,先礼后兵,布告通知所有女辈从此不可再留长辫子,否则格剪勿论。很多女孩从小就留着长辫子,一时间想象不出来自己剪去辫子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急的直哭,人们惹不起闹革命的红卫兵,又实在舍不得剪掉辫子,就先躲在家里不出门,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破四旧的红卫兵可以轮换值班长期坚持,想留辫子的女孩们不能坚持总不出门,熬不过去只好忍痛割爱。那段时间交通路口总有一队队的红卫兵在那里手持剪刀,眼睛不住地搜索过往行人是否留有长辫,一经发现就会围上去,先是向你讲一番剪辫子的革命意义,劝说你把辫子剪掉,肯于就范的还能客气对待。经常有些女孩想要躲避逃跑,红卫兵追上去,把人按倒在地,任你挣扎哭骂,好几个人上去三下五除二,两剪刀就解决战斗。执行剪辫子的多是女红卫兵,开始几天有些男红卫兵也凑过去剪人家辫子,被骂耍流氓,耍流氓也是革命破四旧的对象,结果有的还挨过打?
过了几年,剪辫子的风声不那么紧了,女人无发秃拉光肌的人们总是看不习惯,留辫子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也不敢弄成比较张扬的发型,梳个辫子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接受。有些剪别人辫子成癖的小流氓,看见女孩留辫子就能联想到破四旧当红卫兵时可以随便剪别人辫子的兴奋,但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暗中作祟,那几年常有这样的女孩,到单位礼堂或电影院看节目或电影,进去的时候还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节目电影一散场,灯光亮时发现辫子只剩下一条!另一条已经被坐在后座的小流氓趁着熄灯时机用刮胡子刀片偷偷给割掉了。我见过一个这样被割了辫子的女孩,气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强迫女人剪辫子,除了演艺行当里一些登不了台的男士为了装的更像艺术家,正经人留大辫子的已经很少见,即使是女性再留两根大长辫子也不免土气一点儿,电视广告上护发养发产品的模特甩动着如瀑布流水般的飘逸秀发,让女性们对辫子开始陌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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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能及的革?
77年夏天,我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发电厂实习,趁星期日休息跟同事抽空去了一次洛阳,洛阳有很多名胜古迹,最有名的就是龙门石窟。粉碎“四人帮”以后,龙门石窟刚刚对外开放,附近的关林,白马寺等处由于文革期间被毁坏的面目全非,暂时还不让参观游览?
走进龙门石窟就被那里石雕遭到的严重破坏所震惊,解说员告诉我们说有些是解放前被盗卖文物的抠走了,更多的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坏的,当时可以看见成百上千个的小佛像被铲掉了鼻子,剜掉眼睛,稍大的佛像也有面部的损毁,有些独自站立且脖子不够粗的佛像被砸掉了脑袋,嵌在石壁上的佛像可以幸免掉头,可是红卫兵也没有轻易放过它们,很多石佛们缺鼻子少耳朵掉胳膊,办理残废等级证至少是五级以上,现在人们看到的很多是修复以后的石像?
大佛像破坏的不算太严重,像奉先寺表情端庄的卢舍那佛,神态生动的力士金刚等,好象没有红卫兵去惹它们,估计是由于佛像太大,弄几把锤子扁铲去砸,无异于蚍蜉撼树。红卫兵们虽然学过《愚公移山》,毕竟干革命跟干体力劳动的感觉还不一样,加上身体经历过困难年间导致的营养不良,又没有人给他们劳务费,就不能责怪他们革命还不够彻底,古代石匠用几百年时间一钎一锤打造的佛像让红卫兵破坏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去破坏长城的原因?
有诗云:客来客往都是客,佛大佛小俱为佛,过影旋即付流水,石匠留得千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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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是要办?
68??1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已经彻底被打倒,都在屋里无奈地等着听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处理结果。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班人由刘少奇换成了林彪相当满意,江青工作安排到中央文革也非常理想,心情比较放松。这时看见一个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觉得在不影响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胜负的前提下,欣然命笔为报告写了一段编者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老人家一向不屑于学院式的教育?经常?书读的越多越愚蠢,我们搞不准老人家自己读书算是多还是?读少了还够四个伟大吗?读的多谁敢说他蠢呢?文革两年以来全国所有的学校一天文化课也没上!好不容易把大学差不多都给整黄了,怎么又说大学还是要办??青年人还是应该感谢伟大的领袖,他老人家精神情绪好的时候会很大方地说“世界是你们的!”。现在说大学还是要办?比说大学统统不要办还是相对好接受些。那个年代多少人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不读书不学习或着只读老人家关于革命的书,不敢怒不敢言。这时候有一?大学还是要办?莫不受到鼓舞,黑暗中看到一点儿希望的光线,青少年们可以有机会学习一点文化科学知识了?
当年理工科的老师听了七二一指示还是很欣慰的,学校里的老师长期不许讲课,这下总算有点事干,不然好几年赋闲在家会憋出毛病来。文科的老师听了七二一指示一时还搞不清楚,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也没讲啊!于是就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一种是老人家先考虑了理工科大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文科方面的指示发表;另一种是这已经说的很明确?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基本就不办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不言而喻更要办?
一个国家要不要办大学需要人们这样去猜测领导人的说话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领导人说办就办,说不办就不办,金口玉牙一句顶一万句.老人家可以觉得自己没上过大学照样可以是书法家,诗人,自己有十个手指头足以算计出中国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还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利害关系,也一样领导诺大的中国,以此证明办不办大学都能革命,可是全中国人民并不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跟着他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难道只是看革命进行的怎么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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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打不动天天?
天天读是指每天早晨上课或上班的开始都要组织起来学毛著,在学校的课程表上第一行(第一节课)全是天天读。是谁发明的雷打不动天天读现在很难查证,和尚,基督教徒都能坚持每天念经祈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差哪儿啦?为了读毛主席的书借鉴一下念经祈祷的形式也算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过那个年代有些嘴巴没把门的说天天读象念经祷告似的都被抓了反革命?
现在学校学生上课的习惯约定是老师走向讲台中间面向学生,有事先安排的班干部喊“起立!”,然后老师与同学互相问好。文革时老师要站在讲台下面背向同学,共同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站好,每个人都用右手捏住袖珍的毛主席语录本,准备呼喊口号。要问文革期间所有的中国人什么口号喊的最多,恐怕非“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莫属,因为其它口号要即兴结合一定的时事或阶段政治任务,而“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是雷打不动天天读的必喊项目?
领喊口号的学生这时要站到前面,竭尽全力满怀深情地高喊:
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合声)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
(合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群情激动,喊声震天,个个嗓子练的足够响亮。每天早上都激动这么一回,整个上午基本就不会犯困了。那年代没有戴手表的学生,几百米以外听见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喊叫声时就会知道已经迟到。接下来大家要从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选择念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结束。其间大多选择以下一些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下定决心,不怕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
...
然后开始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每天都学老三篇缺少变化,大家几乎都能背诵,形势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五篇名词?《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回够学一气子,每天选几段念,一直念到下第一节课。我曾经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只念一节课而不是从早到晚都学毛主席著作呢?那样不是更革命,更忠于毛主席吗?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忠于毛主席吗?
一直到?0年下乡,学校里的天天读真正做到了雷打不动从未间断。下乡初期也还有人组织天天读,后来干挖土方的活很累,有些人总愿意多读一会儿,青年点指导员发现他们是想少干点活,改成了定额计件,人们明白读一整天也读不出半个土方来,逐渐习惯了不再搞天天读,那时秋高气爽,天上没有打什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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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白?
毛主席像总是光芒四射能让阶级敌人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刘少奇的像则不然,基本不会有什么人因之而发抖。有人发现地质局楼内大厅里几尊领袖像里竟然还有刘少奇!简直是一次革命立功的机会,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数十名红卫兵带着铁锤、绳子直奔地质局大楼,不由分说,上去就砸,把用汉白玉雕成的刘少奇像砸了个稀巴烂,汉白玉碎块撒一地,红卫兵们都晓得汉白玉是好东西,很值钱,过去老头、老太太的烟袋嘴正是此物!现在一人拿上几块感觉很有收获,挺实惠,算不上贪什么便宜,这东西也是革命的见证嘛,就跟采标本似的。以后闻讯赶来的革命群众连碎渣也没捡到,感到十分遗憾,人生的机遇很重要,革命来晚一步,特别不甘心。他们在大厅里面来回地走,寻思着:“剩下的像,还有没有能让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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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蚊?
文革期间家家都挂毛主席的画像,虽然住房都不算宽绰,墙上有时还要挂上好多幅主席语录和主席诗词。什么山水画,年画,人物画(革命领袖除外)等都属于封资修货色,经过了破四旧再没有人敢挂出来,就是想买也没有人敢卖。有个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兼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叫沈浮,家里墙上也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因为夏天里去打毛主席像上落的一只蚊子闯下了大祸,一失手成十年恨?
红卫兵在马路湾大街上召开批斗沈浮的大会,把沈浮押上台先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开始大喊口号,一个红卫兵代表十分愤怒地控诉沈浮?
“沈浮!你这个凶恶的反革命份子,狗胆包天,竟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千刀万剐你也难解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心头之恨!你说,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脸都打出血了,是不是你干的??
那个红卫兵已经进入情景角色,想象着沈浮真的打了他心中无限敬仰的毛主席那红光满面的脸,动了感情,眼泪都快要流了出来。沈浮自然感觉委屈,想说那不是毛主席脸上出的血,是蚊子的血,蚊子是从自己和家人身上吸的血,可是又怕激怒红卫兵引来更多拳脚相加,只好连声说:“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路过的群众没听明白,惊讶的不得了,嗯?还有敢打毛主席的?一个红卫兵跳上台,手里拿一块尖利的石头,怒不可遏地照着沈浮的脸上狠劲乱戳:
“你也太狠了!我要叫你脸上出血!我要叫你脸上出血!?
沈浮挨的这顿暴打,满脸满身是血,彻底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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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敌台
文革期间很多人都犯过一种罪,叫做偷听敌台。那时美国之音,英国BBC,前苏联莫斯科台,基本上外国电台再加上台湾的广播电台都是敌台,当年外交也不知是怎么弄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有资格做我们朋友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没有华语广播,他们的广播没人懂也收不来。老人家很有气魄全都不在乎,所有外国政府都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那时候总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给出的解释是外国的人民都是我们遍天下的朋友?
六十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开始逐渐普及,类似现在的无线电发烧友的一些青少年能够买些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学习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装好了多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用可变电容调谐就很容易听到与中央台不一样的广播,如果听了两分钟还没有听见念毛主席语录十有八九就是敌台了,另外语调明显不同,敌台播音都很柔和没有我们革命的播音员那么慷慨激昂。这时候转台问题还不大,如果出于好奇心继续听下去就会惹出大麻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甚至不革命的群众也都会立场坚定地出来揭发你。国外电台播放的内容很广,有些青少年耐不住好奇心的驱动总想去听,戴个耳机躲在没有外人的地方听相对安全些,这就叫偷听敌台。可是一旦被人发现轻则开批斗会,记入档案;重则定性反革命抓起来判重刑甚至被枪毙。其实有的人不过是听听音乐或英语讲座,即使是新闻和宗教宣传也不都是专门与中国为敌的,但就是不能让你随便听,老百姓乱听敌台胡思乱想不利于统一思想彻底革命?
市场上出售的电子管或半导体收音机也能接收短波波段的外国电台信号,有些无线电厂在收音机线路里加了带阻滤波,把几个重点的敌台信号给屏蔽掉了。沈阳市周围还有几个干扰台,用与敌台相同频点不断地发出噪声信号,所以打开收音机受干扰很严重,调谐稍偏一点听见的就全是啸叫声。后来敌台很多,甚至一个敌台就同时在很多个频点发射,滤波也好,干扰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8年时,现在几分钱一只的三级管那时要几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能买两三只三级管,我家里还舍不得给我多的钱买三极管等电子元件,经常去看楼下有个比我大几岁的中学生王某摆弄这些东西,我一看见他戴上耳机就约摸他准是在偷听敌台,凭革命觉悟应该揭发他,否则就有知情不举包庇反革命的嫌疑,但又怕他以后揍我,装不知道比较稳妥。王某不仅自己能装半导体收音机还和同学研制安装了两台步话机,为了不引人注意,把天线架到离后楼好几十米的几棵大树之间,天线用木杆架了七八米高,顶端一个十字叉的竹棍用漆包线盘了很多圈,他们自己配方制作电池,步谈机的电池箱做的差不多有现在的计算机机箱那么大,我还用自行车帮着推到两公里外做过通讯试验,不过那次没接收到信号,后来他的同学从两公里外的北陵公园与家里成功通话,感觉真是很神奇,只是第二天王某和他的同学就被公安局的人给带走,审问了一天才放回来,没收了他们弄了好几个月的全部设备,说是非法制作电台,虽然不能偷听敌台,但是威胁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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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吃饺?
76??日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逝世了,全中国都陷入到哀痛之中。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事先没有向全国人民通报,因此让一直以为老人家可以万寿无疆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以至于犯了一些技术处理方面的错误?
辽宁省北部昌图县八面城公社有个姓刘的老农,正赶上亲戚远道来串门,买了点肉也没顾上听广播,全家忙火包饺子招待客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老人家已经去世这件天都快要塌下来的大事,一家人和亲戚吃饺子其乐融融。同村邻居感到这一家很不正常:别人都在悲痛之中他们怎么还能吃得下饺子?在中国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回饺子,怎么偏赶上老人家去世吃呀?过去皇帝驾崩全国都得服丧一百天,根据这个级别推算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天就开荤吧?于是报告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又报告给公社的派出所,派出所的几个人用手铐把老刘家人给带走了。派出所把老刘家人关了七天,了解到其它地方也有一些吃的不符合精神的类似现象,老刘家人又是在不知道情况的条件下错吃了饺子,不知者不怪,上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具体指示就把老刘家人给放了。后来有人向派出所所长问及此事,那所长也很无奈:“有人来揭发检举,我们也不敢不抓,否则就会犯包庇罪。?
昭乌达盟的平庄矿务局下面有个矿,干体力活的矿工们平时都喜欢喝点酒,老人家去世那天下午大家都去听了广播,回到宿舍已经到了平时喝酒的时间,年轻的矿工徒弟说在这节骨眼上喝酒恐怕不合适,两个年龄大喝酒总能喝出许多道理的师傅说:"你们不懂,喝酒更能寄托我们的哀思?弄点小菜就喝,开始还闷声不语,几杯喝下肚哀思就看不太清楚了。第二天“喝酒更能寄托哀思”这句传了出去,矿上的派出所带走了这两个矿工,说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关了一个多月,俩人写了不少认罪检讨才放出来,在里面一口酒也没喝着,憋坏了?
我那时在发电厂食堂吃饭,食堂管理员安排了几天茄子云豆素食,一方面考虑这阶段大家都很悲哀,身体内某些机构暂时不能适应工作,不容易消化吸收高脂肪食品,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新的中央文件指导饮食安排,何时开荤这个分寸实在不容易掌握。过了五六天,听说电建公司那边的食堂已经开始卖酱肉了,食堂管理员感觉冷拼盘也是肉,炒菜里少放些肉也不会违背老人家的革命路线,逐渐过渡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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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叛?
人们对叛徒都深恶痛绝,原因就是所谓叛徒都背离了他开始宣布过效忠的一方,其原罪就是违约。违约的后果是革命组织被破坏,被出卖的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害。文革前的文学作品或电影中对于叛徒的处理都很严厉,例如名气比较大的叛徒代表人物甫志高,王连举等都落得可悲的下场,红卫兵专政队自然对各种叛徒非常憎恨,穷追狠打毫不手软?
文革开始以后抓叛徒,抓特务,抓走资派是很时髦的,在怀疑一切的口号指导下,专政队对开发抓叛徒的市场潜力很有信心。上哪儿去寻找那么多的叛徒呢?首先要查核档案上解放前有无被捕的经历,如果有且尚未成为烈士,定为叛徒就基本成立。因为那时人们概念化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逮捕后能把敌人吓的发抖,而敌人是不会放这样人出来的,如果放出来极有可能是派来的叛徒特务。
这样一来叛徒还真抓出来不少,我家楼下有个教外语的杨老师,解放前参加过学生运动,游行时和许多同学都被抓进警察局关了几天,警察局抓的人多,总管饭吃感觉经费有压力,让写了个保证书,写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游行就把人放了。文革期间,曾跟他一起被抓进警察局的同学在外地交代历史问题时写上了他是当年的证明人,专政队正在抓叛徒,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马上在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先是宣布掌握了叛徒的重要证据,要叛徒自己出来坦白交代,还搞了个两分钟倒计时,两分钟时间一到,事先埋伏在杨老师附近的几个专政队员迅速启动,象抓小鸡子似的拎起人就押上了台。在台上连踢带打把杨老师打的倒在地上好长时间都爬不起来,又揪着他的头发把人拽起来,杨老师脸色又灰又白,被打的很像概念上的叛徒模样。专政队员打人时普遍比较亢奋,一边打还一边高喊口号,底下群众一起喊,喊得礼堂房屋都跟着震颤,很有抓到了叛徒的意境,不仅叛徒会毛骨竦然,喊口号人本身的毛孔也都在扩张,杨老师做梦也没想到要抓的那个叛徒就是自己!专政队员质问杨老师?
"当时你出卖了多少共产党人?"
"我那时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认识,一个也没出卖?
“你要是认识是不是就都得出卖??
?..?
杨老师无言以对,他总不能给自己假设一项罪。专政队员停顿了一下感觉到自己提问水平发挥的不理想,有些恼羞成怒,飞起一脚把杨老师踢倒在台上,临时改成了自问自答?
“你肯定都得出卖!你要是不叛变敌人怎么能放你?说!你交代不交代??
?..?
杨老师倒在地上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弄不清楚需要交代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交代才能使专政队员少踢自己几脚。看见杨老师不讲话,专政队员非常气愤?
“狗叛徒,在敌人面前你能装哑巴啥也不说,我能让你张嘴说实话你信不??
“我信,我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杨老师赶紧声明自己相信,因为说不相信就得挨打,另外他在仔细核计在敌人面前你能装哑巴算不算有罪,好像有点绕?
群众大会之后,杨老师就被正式确定为叛徒抓进专政队关了一年多。根据是杨老师写的保证书没有监狱党组织出具的批准手续,属于变节投敌,放出来极有可能是敌人做的圈套。后来落实政策说杨老师不是叛徒,但是过了很多年有的人说到杨老师时还要加上注解:“就是那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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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河上的尸?
67年夏天,人们都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市内很多游泳池都不开放,学校不上课,也就管不着我们去野浴,平时经常到新开河去游泳。院子后面的新开河是从浑河里引水的人工河,人工堤坝修的很整齐,河岸两边都是朝鲜族人种的稻田地,河面不到三十米宽,水也不深,有时候河水发黑就知道是上游抚顺那边在洗煤,很多时间河水还能凑和游泳,我们不是很讲究?
到了8月份,全国大规模武斗已经开始,很多大中学生红卫兵参加派性武斗就象当年抗日参军上前线那么积极踊跃,我们小学生一扒拉一个跟头抢不上去,天热了还是照样去游泳。新开河水流自东而下,我们从东北局门口的北陵桥处下水,顺水游约一公里在泰山路的桥底下上岸往回走。路上我和小朋友们忽然发现水中有个红色的东西漂浮在离岸一米多远的地方,开始以为要捡到什么宝贝好东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人,我们以前学过一个雷锋,也想做点儿好事,顺手找来树枝把那漂浮的人勾到岸边,人已经死了。死者是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长的又黑又壮,穿着红色的背心和一个被泥水污染看不清颜色的裤衩,身上绑了好多圈铁丝刺网,很明显是被人打死后丢进河里。我们没有想到去报告,文革期间公检法都已瘫痪,没有可以报告的地方,杀人命案能否侦破好象不需要我们操心,想做点儿好事儿暂时没什么思路,站在那多看四十五分钟也不会把死人看活,于是都回家了。回到院子里只不过多了一条见闻传说,据院子里消息灵通人士分析:当时抚顺红工联与抚联两大派性组织正在进行大规模武斗,死者大概是在那边被打死顺水漂过来的?
第二天我们去游泳的时候看见那具尸体上落满了苍蝇,脸一变形看上去非常恶心,就不想在那儿游泳了,我们顺河堤岸向上游方向走,过了北陵桥还想走的再远点,忽然看见堤岸外坡面上趴着一个人,走近看居然又是一具尸体!好象刚捞出来不久,地上还有水,穿着长衣长裤全是泥,脸向下也看不见样子,旁边有个破麻袋和一只破胶鞋,我们连续看见两具尸体实在没有心情游泳,于是打道回府用自己家自来水龙头浇浇脑袋凉快凉快,以后新开河上再发现什么淹死人的事件我都不会走近前去看,很长一段日子都没在新开河游泳,宁可多走两公里去到北陵公园里面的青年湖游泳,反正也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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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师道尊?
文革期间大破师道尊严,学生们扬眉吐气再也不用惧怕老师,特别是对被批判揪斗过的老师,可以随便打,不打你骂你都得算格外关照?8年复课闹革命以后,中小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教室,老师还是站在讲台上讲课,学生仍然坐在底下听,这让一些闹过革命的学生特别不习惯,有些被批判过的老师也特别怵那些造过反的学生,见到学生还要点头哈腰,相当客气,这样一来哪还管得住学生?
整个社会的权威都树到毛泽东思想那边儿去了,学校老师这边一点儿权威也没给剩下,所以学生不尊重老师,欺侮老师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流氓学生的恶劣行径远非现代人可以想象的,抗大中学有个冉某,总是等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才来学校,一进教室就随便说话,做鬼脸,弄得教室里半天安静不下来,班主任下课时请求他不要再闹,他嘻皮笑脸满口答应。第二天,第二节生产队会计课刚上几分钟就听见教室门上“噹!”的一声响,不知是哪儿扔过来一块石头,老师开门一看没有人又继续上课,过几分钟又是“噹!”的一声响,再去看又没有人,如此反复几次,后来冉某被外面走过来的班主任看见,叫到办公室做了些思想工作,共同学习了几段最高指示,又推心置腹地唠了几句革命的磕儿。最高指示对冉某好象疗效不是很明显,冉某先是用火柴棍塞坏了教室的几把锁头,后来在半路上躲在墙后面用气枪袭击班主任,冉某专门瞄准班主任老师的膝盖射击,打的老师直发毛,老师看不见自己身上有伤,还以为自己抽筋的错觉呢。学校惹不起他,居然把冉某列为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让他当了副排长,入了团,还赠送一句俗话给他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不知道他在哪地方回的头。大概是学习水浒传里搞招安的手法,哄他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几年后他因为组织团伙偷东西被抓起来判了九年?
五排有个吴某,平时就有些赖皮赖脸,文革时哪儿都不开外语课,学校安排英语老师领学生读报纸学社论,吴某看见外语老师就想捉弄她,一上课就喝拉哈拉地反复说着一句俄语,谁也听不懂,莫名其妙。下课后吴某告诉大家?
“我用俄语骂英语老师是个猪,她听不懂,哈哈哈!?
“你跟谁学的俄语呢??
“俺院有个教俄语的牛鬼蛇神,我让他教我,敢不教我就揍他。?
过了几天,吴某跑到一排的教室门口对着屋里的同学反复地说着一句英语,有人问他在说什么,他回答:
“我说他们的老师是傻瓜!”一排的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吴某觉得用英语骂俄语老师,用俄语骂英语老师是特别开心好玩的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骂人入门,独辟蹊径,后来居然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俄语,还能讲英语,日语和德语!也算得上是个文革的新生事物。文革结束后参加高考,此君数学,语文,政治,历史诸科总分合计不足一百分,唯有外语列当年全省俄语考试第一,辽宁省招生委员会专门讨论后决定破格录取该怪胎人才进了师范大学。只是入学以后坑崩拐骗作风败坏什么龌龊事都干,没到两年被学校给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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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
67?0月中央?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后,小学生还是不用上学,直?8?月,中学生上山下乡,中学里腾出了教室,在家里搞了两年多革命的小学四、五、六三个年级学生又挪到中学里来,升学不用考试,到哪儿都是继续闹革命。几个就近小学的学生混合到一块儿就算中学。学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连门窗和桌椅都洗没了,好在天气还不冷,自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学校基本就不差什么手续了?
后来学校逐渐恢复,不久就添置了桌椅,安上了门窗,还发了几本新书:《工农业基础知识》,《划线》,《会计》,这是两年中学发的唯一一套课本。还发过很多政治学习材料,都是免费的?
《工农业基础知识》书本最厚,里面从斜面,滑轮,空气讲起,其实就是讲了一点物理和化学的生活常识,书中没有提到过任何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如:牛顿,门捷列夫等人的名字,每个章节都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开头:“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自然规律,例如...?我想那个时代编教科书的编者真是累坏了,多不容易啊,每一页教材都要给毛主席语录留够地方,要给工农兵留出地方,还要给古代的劳动人民留点地方,连翻好多页也看不见一个算式,公式,定律,不仔细看很容易当成政治学习材料。书的末尾学到了左手定则,书页上画了一只手,拇指指出电磁力的方向,那手画的很大,肯定是老工人的手?
那本《划线》其实是讲一些简单的机械制图知识,书中也是从介绍工人叔叔如何画五角星开始,记得书中有个经验画法口诀:九五顶五九,八五两边分。当时很多人都有草绿军帽还缺少帽顶上一个五星,所以学习画五星都很认真,我琢磨出一个比口诀还简单的办法:两边的五加起来是十,以十为单位长度,八是可以不用的,在中线顶与底线两端用单位长度直接画交叉点就完成了!这是我很多发明创造中的第一次,尽管是那么不值得一提。我教给了我的同桌张某,他也学会了,他就到处去显摆,别人告诉老师说这个办法很好,老师就来问张某是跟哪个工人师傅学的,张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居然说出是跟他爸爸学的!开始我心里还因被他剽窃有些不舒服,听到他说跟他爸爸学的时差点儿笑喷,他说过之后看见了我的表情,特别不好意思。《划线》书里的知识由于跟工厂的工作有关,所以老师讲起来可以放的开一点,还趁机给我们补充了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
还有那本薄薄的一本《会计》,由数学老师给讲,都是日记帐,流水帐和简单表格填写,有两三天就可以讲完,硬是陪了我们一年多时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发现农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往往都是那里的会计,教材给学生们设计的起点不低。老师们为了让我们除了会背毛主席语录多少也要学一点实用的知识,插到会计课里一些数学基础,没等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我们就毕业下乡了,还被算做知识青年,真不晓得没知识的青年都会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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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67年秋天时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已经全关闭,我母亲和几个老弱病残教师被安排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帮助整理书籍资料,有些搬运的体力活就动员我们十几岁的家属孩子去帮忙,帮助把书分类往书架上摆。资料室的书都是用牛皮纸粘书皮,书脊用毛笔字写上书名,搬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些书皮上盖着“禁书”的红色长方印章,感觉很好奇,就打开一本《加林的双曲线体》,在牛皮纸书皮的内侧面上还贴着一块白纸写着钢笔字的批判文字提示,上面写着短短的两行字:“该书鼓吹一个疯狂的个人野心家,想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达到统治世界的罪恶目的,是毒害劳动人民的封资修精神鸦片。”我站在那儿就开始看起来,原来这是一部阿.托尔斯泰写的科幻小说,看了一会儿被资料室的一个教师从我手中把书抽走了,告诉我不要看这些有毒的东西,我已经看出了点兴趣,有些不甘心,趁着别人不注意,我又把书从架子上抽出来躲到最里面的书架过道上接着看?
几个老弱病残给书分类写评语远没有我们搬书快,没两天其它孩子都走了,只有我还在坚守岗位,大家还夸我实在肯干,其实我这时已经受到精神鸦片的控制,不想走了,一本接一本地看,晚上还把书带回家里。资料室里的书分出几类,凡是与马恩列斯毛相关的原著一类书籍归到一起,标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许多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籍则被隔离开,放到标题为:政治丛书及修正主义类。因为那时除了马恩列斯毛原著没有人敢批判外,其它所有的书都是可以批判的,教科书或评论一类书都被算做修正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等前苏联的许多论著,老弱病残们看都没看那些书就可以正确地归类到修正主义里面去?
被点名批判过的书籍和一些影响比较大并且根据文革思路很容易定性的书被分类归到写着大毒草的书架上,像文革前流行的《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古城春色》《苦菜花》等都在其中。资料室许多常用书都有好几套,像《红旗飘飘》一套丛书十多本,是红军将领写的回忆录,一样的书有六、七套,老弱病残们也不做分类跟几套《文史资料》放在同一个书架上让我印象很深,《文史资料》上面多是国民党被俘将领写的交代材料,一套有三四十本?
资料室里有些盖着“贵重”字样印章的书籍,像《四部备要》《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还有一些线装书如:《史记》《词律》《楚辞集注?..,搬过去不用我们来摆放,老弱病残们要小心翼翼地亲自放到带锁的柜子里。当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外国文学书籍,一律归到了标题为“封资修黑货”的架子上,开始我找到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费恩历险记》和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绕地球》几本趣味性很强的小说,也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李尔王?..里的精彩叙述,晚上回家总要带回家一两本书,第二天再带回来。老弱病残们需要我这个力工,也不好意思阻拦我,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批判才看,再说当时那些跟垃圾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的封资修破烂货都是随时准备烧掉的。后来书籍全部整理好了我还是每天泡在资料室里,每天帮助他们搞搞卫生。那段时间约有十几个月,我看了不少名著,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L.托尔斯泰,果戈理,莫里哀,罗?罗兰等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后来又开始喜欢诗歌,从泰戈尔的诗歌开始,到普希金,拜伦,济慈,莱蒙托夫,歌德,雪莱,海涅...很多时候读到这本书里介绍另一本书,就去寻找另一本接着读,实在是中毒很深,只是一直不知道中了封资修的毒以后身体哪个部位将会有不良反应?
68年我升入了抗大中学(那时候绝大多数学校都叫抗大中学,抗大小学),就很少有到资料室看书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自己通过正规的头脑政治训练觉悟到:看那些书都属于偷看黄书(当年黄书的定义与后来黄书仅限于淫秽书刊不同),如果被学校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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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立场
张健平当年曾经是红卫兵团副主任,抗大中学两千多学生中的皎皎者,一米八五的大个子生在人们整体发育不好的那个年代就更显得挺拔出众。六八年底,沈阳市各个中学都组织慰问团到本校已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青年点进行慰问,张健平很光荣地成为慰问团的一个成员?
慰问团来到昌图县长发公社,校革委会主任学着电影里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样子喊:“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抗大中学两千五百名师生向你们致以战斗的敬礼并表示亲切的问侯!”,接着代表校革委会又发给青年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和最新的政治学习材料,那些东西谁手里都攒了不少,慰问团没带去什么营养食品和衣物,发东西不讲究实惠,不搞物质刺激,全是没人稀罕的精神财富?
张健平和其他慰问团成员都住在老乡家里,光荣和使命感让他激动的一宿没睡好,第二天很早就起来了。初到农村感觉什么都很新鲜,场院有两伙老农在那里干活就凑了过去,看见几个人在那儿拉碾子张健平就上前帮忙,干的很卖力,大冬天的,汗都下来了。对面一伙老农都很奇怪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对面老农把学校革委会主任给找了过来。革委会主任一脸严肃地把张健平拽到一边:
“你是怎么搞的??
张健平原来以为校革委会主任会表扬自己,看来气氛有些不对头?
“你知道吗?你帮助干活的那几个人都是地主富农!阶级立场跑到哪里去了??
校革委会主任接着又补充道?
“对面干活的才是贫下中农!他们看见你帮助地富干活非常气愤!?
张健平顿时感觉脑袋乱了:自己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城里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都在胸前挂一个白布的标签,农村太坑人了,啥也没挂呀!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张健平当时就被取消了慰问团成员的资格?
回到学校后,红卫兵团确认张健平的阶级立场站到了地主富农一方,不可原谅。撤销了他的红卫兵团副主任职务,让张健平写检查,大小会检讨,弄的灰溜溜的,张健平受到这次打击以后一蹶不振,毕业就下了乡。许多年以后大伙在一起喝酒时,有人跟张健平提起此事指出:
“你的问题在于当时反应比较迟钝,理论水平不行,说话不跟趟。地主富农也是在给生产队干活,你干活并不是帮地主富农干,是给社会主义干,跟他们在一起干便于监督他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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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报复
文革期间两个人打架要根据家庭出身来判定是非,如果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就叫阶级弟兄之间的误会,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如果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与贫下中农出身的打架那叫阶级报复。阶级报复的罪名非同小可,轻则批判挨打,重则判刑镇压,株连几代,祸及全家?
69年,广西南宁市有个中学教导主任被一个革委会委员打成了重伤,到医院后伤势过重死了。他的子女亲属到学校办公室里的找那个革委会委员理论,结果那委员不仅没有任何反思,反而大骂教导主任的子女亲属都是狗崽子,让他们滚出去,一家人忍无可忍动手打了那个委员几个耳光,革委会立即调来专政队当场制服教导主任一家人,对外宣布发生了重大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同去的六个子女亲属除只?4岁的妹妹未进监狱外,另外五个人被判刑共计65年!此案碍于人称“广西王”韦国清的影响,直到七九年才得到甄别,一家人已累计服刑四十人年之多?
有个党委书记被打成黑帮份子,他儿子杨某看见红卫兵批判他爸时,有个讨厌的小孩用棍子在后面捅他爸的屁眼儿?就私下教训了那个小孩。那小孩的爸爸是车队的红卫兵常委,杨某这叫做搞阶级报复,红卫兵当然不能放过,暴打一顿后抓来跟他爸一起批斗,并让党委书记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有人提议再让儿子打爸爸,杨某死活不肯动手打他爸,党委书记怕儿子遭到更多毒打,不停地自己打自己,把自己鼻子都打出血了?
小学生李某与姜某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打了一架,姜某的妈妈找到老李家非常气愤:
“我家是贫农!搞阶级报复咋地?你们家出身地主凭什么还要仗势欺人?我们几辈子都受你们地主阶级的欺压,现在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
第二天,两个小孩又玩到一块去了,小孩子阶级路线搞的没有他妈那么明白,往往一扯到阶级就不论是非,这是阶级观点的一大特征?
近些年人们因为一点小事动粗打架的事已大大减少,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是主要原因,同时也有经不起派出所罚款法律赔偿等方面的因素,如果受伤一方讹起对方,住医院不出来赔多少钱就会心里没底,还有些提出精神补偿费的就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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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革命歌曲
文革之前中国大地上已经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了,革命歌曲应该是个什么样虽然没有精确的界定,但是以进行曲为代表的口号歌很容易被接受,《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只要能说话的就都会唱,当年想找出一个不会唱的比现在找出一个亿万富豪还难。进行曲适合大众集体歌唱,特别是集体游行,单位群众集会上,大唱红色革命歌曲可以壮大声势,振奋精神?
歌曲的颜色往往取决于歌曲的内容,红色革命歌曲并不完全排斥婉转悠扬,音乐优美的抒情歌曲,但是抒情必须是抒革命之情,革命之情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理解都应该是坚定果断,慷慨激昂,豪情壮志,热血沸腾。歌词中关于革命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风向确定,因为革命这个词也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譬如:文革前有一首歌曲《美丽的哈瓦纳》原来算是革命歌曲,那时古巴跟中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后来因为中国大米换古巴糖的贸易出了些矛盾,那年代在中国什么事都能搅和到政治上,双方高层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古巴暂时就被归拢到修正主义,于是歌曲的颜色随之变黄,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歌曲前面加上革命二字,变成黄色以后还是革命歌曲,搞的不伦不类。记得很清楚?8年夏天我去百鸟公园游泳池游泳,那里的广播员放错了唱片,播放了这首歌曲,政治上特别敏感的革命群众立刻愤怒了,全都停止了游泳活动,一起来追究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把那个稀里糊涂的广播员一顿乱打后扭送到了群众专政队?
黄色歌曲也不全与词曲内容有关,有时跟词曲作者政治身份有关,词作者如果出现什么现行政治问题,你写的词全是毛主席万岁也不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写的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文革开始还可以唱,后来贺绿汀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首歌就不能唱了。词曲作者如果一个被打倒另一个没有倒也有处理办法,譬如国歌的作曲是聂耳,聂耳已经去世,文革整他他也不知道,就一直算他是人民音乐家;作词的田汉是被重点批判的四条汉子之一,国歌就不能再用,有人曾提议用《东方红》代替,有人说他老人家没好意思用,他老人家专搞政治的哪有不好意思的事儿啊?可能觉得那歌有点儿像哄孩子睡觉的小调,拿不出手。于是来外宾时国歌曲子照样演奏,非用国歌不可的场合不多,不唱歌词也能糊弄过去。国歌歌词改了很多版本,改的有些不伦不类:原来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改成了“起来,全中国革命的人们!”,现代人肯定找不到这么严肃的创作灵感。黄河大合唱后来被批准演奏的时候把词作者都抠了下去,词作者栏都写成集体重新填词,不是那时的作者都淡泊名利,署上名字离挨批判就不远了。后来很多领导也喜欢做出集体开会决定的事情,私分公款算组织决定可以不担法律责任?
文革前有个《外国民歌二百首》的歌曲集曾经很流行,文革期间那上面所有的歌曲都成了黄歌,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还算革命一伙的,别的国家都是帝修反。流行越广被批判的就越狠,特别是苏联民歌,谁唱谁是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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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门的?
文革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临街一面有铁丝网,外面还有一条水沟,文革时,铁丝网已被拆去别用,拉铁丝网的木桩也都被革命群众拔走当劈材烧或搭自已家鸡窝、煤棚用了。我上抗大中学时,天天路过那里,人们可以随便走进艺术剧院?
有段时间,艺术剧院开始修大门,可能是争取到了一些跟演样板戏有关的任务。修大门运砖石,挖地基的是一队牛鬼蛇神,他们先是站在篮球场中间立正向老人家请罪,嘴里一套一套的背诵很流利:“我们是牛鬼蛇神,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用自已的汗水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虽然请罪没有全国统一教材,大概内容都差不多。请罪完毕,我听见一个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在布置工作:
“今天下午的任务是抬土。?
咦?这不?lt;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吗!旁边还有演李鸿章的王秋颖,邓大人此时剃了光头,前额与电影中摘去顶带花翎时一样光亮,只是后面没有辫子道具。胸前缝着一块长方形的白布,上面写着:“黑帮分?-李默然”?
李默然显然是这一队牛鬼蛇神的头,他是个大块头儿,很魁梧,说话慢条斯理,没了致远舰上向将士们发出“撞沉吉野!”命令时的恢宏气度,但看上去情绪还不是很坏,也许是成了牛鬼蛇神,他仍是领导的缘故,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后来不知艺术剧院大门拆过几回,但六十年代末的大门的确是李默然他们亲手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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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纲上线
把一个事物放到政治的角度去看,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析处理叫做上纲上线。政治这个东西本来是统治阶层玩的一种比麻将还复杂的游戏,文革期间却普及到了全体中国老百姓,谁也看不懂操纵政治股市的背后内幕,结果绝大多数百姓都是只输不赢,受害很深?
不讲什么政治立场,阶级觉悟,路线分析的时候,人们说话办事本来没有那么费劲,可是文革期间一经上纲上线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譬如:人们不可以随便讲孝敬父母,要看你的父母是什么成份,中农以上的再讲孝敬那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会被人上纲上线叫做:没有划清界限。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容易划清,因为父母二人未必都是同一种成份,论到爷爷辈,血统问题还要更麻烦,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虽然无法验血,搞外调要查到三代以上纯度才能上来一些,也就是说你家前几代人只要有一辈平时能吃饱饭那就有剥削阶级血统的嫌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人怕农村艰苦不愿意去,弄不懂在那个黑社会自己跟本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街道革委会会组织一队学校的红卫兵到家里去做动员工作消灭死角,宣传他们自己也没看见过的农村大好革命形势,革命青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如果还不走就会上纲上线说你资产阶级思想好逸恶劳,脱离工农群众逃避革命现实,直到说你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总之一定要把你忽悠到农村才算完成一项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
69年初夏,我们到郊区新城子去下乡劳动,天旱一直没下雨?当地有个青年下地干活时抱怨:
“这年头还让不让农民活呀?老天爷一场雨也不给下!?
大队书记刚好听见了,立刻上纲上线?
“这年头怎么啦?现在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天是红彤彤的天,地是红彤彤的地,你这是对社会不满哪!?
一查,那青年家庭出身还是富裕中农(也叫上中农),中农就不是很革命,富裕显然不是好事,书记让生产小队召开路线分析会批判那个青年,罪名是通过天气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
新民县有个立新公社南洼子大队?4年初,我跟宣传队到这里搞批林批孔运动,那里的队干部搞不清这个运动跟其它运动有什么区别,反正跟体育运动不一样。根据经验和印象,政治运动就是要整人,就得有人挨整,如何躲过去才是当务之急。宣传队员无论用多么通俗的讲解他们也听不太懂什么叫克己复礼,开会发言都是程序化地先检讨自己的错误,联系实际,上纲上线,小队长赵福山发言是这么说的:
“头年我儿子结婚时本来也知道不应该搞红白喜事大操办,可是村子里这么多乡亲也不好意思不办哪,后来就克己复礼了,下了半麻袋子高梁米,闷了好几大锅饭,咸盐豆子干了两大盆,还在东山那边捡了两板豆腐,现在还欠着人家的豆腐钱呢,克己复礼可把我坑苦了!人家的孩子到新民县转一圈,来个旅行也把婚儿给结了,多省事儿!?
上纲上线上的有点滑稽,其实里面包含着那个赵队长许多的机智或说是狡黠。他先把政治运动的方向转移到以前批判过的红白喜事大操办这么个不疼不痒的问题上,给自己扣一顶能戴着不是非常难受的帽子,核计给大伙弄点高梁米水饭咸盐豆能批出个啥?谁要是罚款他这先声明还欠着东山两板豆腐钱呢!赵队长的这一套什么运动来了都能用得上,经历过那么多革命运动,这些都不过是小菜,人们适应能力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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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感情
文革期间人的感情是用阶级来划分的,无产阶级感情典型的外部特征就是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前面要庄重,满怀深情,激动不已,比较理想的是眼里这时要噙着泪花;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反动分子的时候要仇恨,一腔愤慨,怒火中烧,连脚都不闲着在地上狠狠地跺,眼睛要瞪的圆圆的,眼睛小的人这时往往很吃亏。父母夫妻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同学同事之间,朋友邻居之间都是阶级的关系,都是阶级感情。可是在生活中如何区别无产阶级感情与资产阶级感情的不同还不是那么简单,人的喜怒哀乐是内心情感变化的一种流露,如果要求人们对于政治生活中每个事物做出符合规范的外部表情反应那还是很有些难度?
七零年放映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人公一家十分悲惨,情节非常感人。抗大中学组织看电影,看过电影所有的女生都是泪流满面,散场以后还在哭,可是有几个男生却没哭起来。回到学校,排里组织讨论会,结果不是讨论电影本身,而是讨论分析这几个没哭起来的男生的阶级感情阶级觉悟的问题,排委会点名批评李某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时,李某委屈地辩解说?
“我哭了,花妮的妹妹摔倒的时候哭了,我就没接着看下去,所以后来没哭??
看来阶级感情要质量达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持续哭到灯亮以后电影散场基本可以通过验收?
成语里有个幸灾乐祸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古代蠢人悲喜的不合时宜,古代没有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他,出点洋相而已。批斗反革命分子李校长的时候,红卫兵踢他,让他弯腰撅屁股,无论怎么撅都要求他再撅高点,结果没站稳来了个前滚翻,轱碌到了台子底下,引起一阵哄笑。好在台子不高,李校长没摔伤,揉揉脖子又站了起来,自己也觉得好笑,红卫兵见状大怒:
“你还敢笑?重撅!?
结果还没开始撅屁股大家就忍不住笑,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应该严肃的时候笑了,笑的不正确,笑和笑的本质却不相同,李校长的笑是资产阶级带着酸楚苦涩和无奈的笑,而红卫兵的笑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取得斗争胜利的开心?
文革时候批斗反动分子,总要株连其家属子女,批斗会现场红卫兵一边毒打被批斗的人,还要让被批斗人的子女愤怒地高呼“打的好!”,甚至还要子女亲属亲自参与毒打,以证明与其划清了界线,大义灭亲,革命就是泯灭人性,要求那些子女亲属抑制自己真实情感,装出很有革命义愤的样子,逼迫连艺术学校大门冲哪边开都不知道的人们扮做速成演员?
哭也不能随便乱哭,外语系有个女教师被红卫兵批斗时打哭了,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出面干涉不让再打那个女教师,第二天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鳄鱼的眼泪”,批判那个女教师用资产阶级的眼泪来骗取同情,麻痹红卫兵,阴险的很。红卫兵一眼就能看出眼泪是哪个阶级的,连很珍贵的鳄鱼也都一起无偿划给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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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典?
十几年前,我儿子在课堂上给他小学地理老师挑出了一个错误,那位老教师把我和爱人找到学校,我们表示回去一定会向孩子讲明他做法不合适的道理,当时她对孩子的气忿还未平息,说出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不能树!”以我的阅历已经能够从她的这句话里大概了解那位老师的思维方式。也许在她那里培养教育与树是同一个概念,或者是树要比培养教育还重要的多?
树典型是很有特色的词汇,我曾经接触过一位沈阳市委的干部,年轻时专门搞树典型的工作,亲身参与过组织编写李素文,温巨敏等当年树典型搞起来的一些人物的材料,她讲自己那时每天骑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到处调查访问也很辛苦,半夜里还要编写修改交给领导审查的材料,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政治责任,树立一个典型要查清他(她)家的几代人社会关系,背景,要了解他们及其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要收集周围群众的意见和评语,要提炼总结出他们的优秀事迹,更要分析是哪个领导授意树的典型,那个领导本身今后能否站得稳,哎呀,真够累的!
像雷锋,王进喜这些当年已经去世树起来的典型的名字会一直受到较好的待遇,继续活着当典型的也许就有今天没明天,著名的掏粪工人时传祥跟国家主席刘少奇多握了几次手(跟毛主席仅握过一次),文革期间惨遭毒打,定为工贼,遣送回山东不久就病故了?
用典型人物的先进优秀事例教育带动群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典型示范,典型引路,可是一树事情就复杂化了,这个树不像舞台上的化妆,美化一下很正常,美化之后还要拔高,什么事情都要在一定的政治高度上去认识,普通人本来自己努力工作有些成绩未必感觉吃力,可是一旦被树为典型成为政治明星就失去了生活自由,说话行动都受到很多限制,就像现在的有些影视歌星连大街都不敢上,稍不留神就满世界绯闻和走光照。如果被人利用就不仅是受限制的问题了,搞不好就要长期跟监狱保持紧密联系。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是树起来的典型,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一个因为劳动没时间学习写不出问题答案却发了一些牢骚的青年树立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潮流的典型,江青说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要用这块石头打人。树典型的策划者原本带着这样的目的,也难怪被树成典型的本人被人卖了还会做出帮助数钱的蠢事?
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搞以点带面,工业有个王进喜,农业就有人搬出个陈永贵,妇女方面出个吴桂贤,服务行业李素?..各大行业都树立一个典型标兵,让他们当副总理或副委员长,这样筛选树立的典型与西藏寻找转世活佛的方法有些相似,有发指示的就有办事的,多树几个这样的牌位对伟大领袖很有利,因为他们很少自己的想法,基本都是紧跟照办听话的副佛爷,老人家特别放心。很多人被树成典型虽然累一些甚至有风险,但还是非常愿意当的,因为不仅很风光有很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当真以为自己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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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挟
绑匪打劫时,往往把刀架在被劫持人的脖子上或顶在人们常说的两肋插刀的部位,逼迫被劫持者交出钱财或价值可观的贵重物品;恐怖组织动辄以杀人或引爆炸弹要挟人们满足他们的某些非法要求;最没本事的是有些讨薪的民工,他们爬到高层楼顶或烟囱,先要喊来很多观众,装做要跳下去的样子,以此来要挟那些拖欠他们辛苦工钱的老板,虽然软弱了一点,但是也不吃亏,成功地达到了要回工钱的目的?br>
要挟行动的策略是抓住被要挟对象的致命弱点不放,提示最严重的后果让被要挟者俯首就范,你怕什么他就弄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人民最怕什么?最怕犯政治错误,最怕说错话,最怕错话沾上党,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一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在这方面无论失足失手还是失言都将会千古遗恨万劫不复,下十八层地狱。这些事不要说成年人懂得,连几岁的小孩都搞的很精,可是小孩要是利用这个软肋来要挟大人就会让人大惊失色。湖南省怀化有个小女孩,经常想出各种要挟大人的鬼办法磨她爸妈要这要那,杀手锏的一句堪称史上最狠的要挟??br>
“你们不给我买我就喊打倒毛主席!?br>
结果吓得大人惊恐万状,连呼:
“莫作声嘞,不得了啦!活祖宗哎!?br>
小女孩竟能找到大人死穴,孩子乱喊抓她反革命她也不懂,但是她知道这是让大人最恐怖的事情,大人只好乖乖地应允小女孩全部非理要求。家长倒霉受牵连将会带给家族亲人无尽无休的灾难,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尚在有效期之内,人们多是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敏感的政治旋涡中命悬一线?/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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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房屋拆砖头
红卫兵打砸抢的时候所有学校都停了课,绝大多数工厂也都在搞革命,动手打人不动手干活,动嘴动笔骂人不用动机器生产。那年代人们住房紧张,人均只有三、四平米,什么破烂杂物都堆在屋里。趁着闹革命不上学不上班,许多人自己搞点小型房屋开发能改善一下,反正闲着也白闲着?
现在房地产开发公司一个劲儿地盖高楼,要投入很大资金,普通老百姓凑钱买房也不容易。文革期间没那么复杂,老百姓开发的都是小仓库,煤棚,家里儿子结婚一间屋七八口人实在没地方住,顶多在外面盖个下屋,让儿子、媳妇去对付,不象现在要把好房子让给晚辈,晚辈也心安理得习惯了不讲客气。老百姓当然不可能在楼前楼后自己烧砖,也不是没有卖砖头木料的,关键是没钱买不起,也不舍得买,盖房子的砖就得想办法弄。文革期间很多中国人的意识当中觉得偷私人东西叫偷,偷公家东西叫“弄”,叫“搞”,“卸”,“拿”或叫“整”,好几个动词都通用,公与私分的很清。有个相声里讲的“大家拿”和“拿大家”就是讲公家东西没人管,私人东西动了谁的谁跟你急?br>
那时各单位全都没有上班考勤,人们全是不讲报酬自觉地参加革命,革命可以,管闲事没人干,公共财产没有人关照,到处都抓走资派,没好处谁也不愿意当领导。盖小房弄砖不是很难,拆围墙比较安全也容易,没人管老百姓就比较放的开,一些单位的围墙拆的只剩碎块砖头和水泥渣子,一夜之间就直接对外改革开放了?br>
砌砖买不起水泥可以用?,围墙只能拆到砖头拆不出木料,搞开发的老百姓就半夜钻进空房里“卸”门窗木料,连房顶天棚都“卸”的差不多了,后面第N批开发者就陆续来拆走砖头,直到拆剩的全是垃圾才告结束,我家旁边的一个学校的食堂和仓库就是这样消失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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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发?/b>
从前皇帝发圣旨都有宦官宣诏传达,皇帝金口玉牙说一句用不着顶一万句,但百官必须下跪迎接,山呼万岁。皇帝不与百姓直接对话,老百姓也听不见宦官说什么,老远的趴地上撅着就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毛主席说的话都成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光说话不发表下面还能安静一会儿,说出来一发表,老百姓光趴地上不行,就得连夜举着红旗上街一路狂喊口号游行啊?br>
宣传部门比传圣旨的宦官们有优势,现代无线电广播瞬间可以传遍全国上下,下面层层组织能够做到?宣传不过夜,传达不漏人,落实不走样,执行不打折,学习不松懈,紧跟不掉队!一套一套的,处处都能体现人们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心。那个年代无论毛主席说了什么,无论听懂没听懂,只要一发表就全体无限激动,半夜三更也要上街去全民大游行?br>
68年初冬有天下午,抗大学校得到可靠消息晚上八点中央台有重要新闻要广播,大家穿的很厚实早早地都集合在学校操场上,广播一开始大家就能听出动静不一样,果然底气十足声音宏亮的播音员朗诵社论当中传出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有了!社论还没播完,底下就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接着学校就急着安排队伍出发,我们举着红旗,喊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指示发表!...”的通用口号就上街了?br>
那时不是每条小街道都有路灯,大家一脚高一脚低的奔走呼号前进,走到崇山路,长江街,区革委会,然后上了黄河大街,我们学校算是出来早的,没有受到多大障碍就涌进了市委广场。广场上有高音大喇叭统一领喊口号,重播社论,大家到这儿也就是感受气氛。进广场容易出去可就难啦,好几十万人,还有敲锣打鼓的,人声鼎沸,个个都激动异常,不管多大领导说话也听不清,学校革委会一看控制不住,临时通知以排为单位返回?br>
一个排五十多人,走不多远就散了,好在大家都知道方向,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些熟人,互相照应一下,时间已经快到午夜,大家不约而同都有了想方便方便的生理要求,找到光线暗淡的墙根方便之后,我排张某的红旗被别人顺走了,急的乱转,虽然红旗除了欢呼最新指示发表也不能干别的用,但是弄丢了回学校不好交待,排里有个姜某很鬼道,他回到墙根那儿溜达一圈,弄回来两杆红旗,那旗的质量要比我们学校发的好多了。天虽然很冷,但是参加了一次这么重要的活动大家都感到兴奋,回到家都后半夜两点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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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标
现在经常有人在墙上面涂写“办证”的大字,后面还跟着一长串手机号码,明明是违法警察总忙也懒得管,老百姓已经司空见惯,墙上写多大字都不太注意,只是墙的所属单位为了擦去那些字比较头疼。文革期间即使是用钢笔写的小字,若是内容涉及反动,立刻会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br>
我们院里有个中学生高某,钢笔字写的不错,平时喜欢到处题字,蹲在公共厕所里也不闲着。有人发现学校厕所的门板上出现了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一查对笔迹确定是高某所为,别人写不了那么好的字,他自己也承认了。学校专政队把他抓起来狠揍一顿关了起来,一查,这小子还是贫农出身,他爸到学校说什么好听的也不能放人,他爸看见儿子被打的鼻青脸肿也是爱莫能助,心疼地又气又急问高某?br>
“你写那玩意儿干嘛?你也不认识蒋介石啊?他能万岁吗?谁能活一万岁呀??br>
高某一声不吱,他想说毛主席能活一万岁,但已经知道自己闯下大祸,说啥也没用了。很多年以后跟别人谈起写这个反标的初衷时,高某叹了口气:
“我本来是想写毛主席万岁,可是一想毛主席万岁写厕所里不合适,写蒋介石在厕所里万岁应该没问题,唉,写蒋介石遗臭万年就好了,脑袋一时糊涂把我这一辈子都耽误了!?br>
原来是他在遗臭万年和万岁之间选错了词,语文学的不好?/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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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谣言
76年初全国上下开展了一轮查谣言的运动,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查的所谓谣言都是真的,很容易让人想到贼喊捉贼的典故。本来造谣生事的多是一些宣传机构,譬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等单位,他们说瞎话造谣言的时候依然可以写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慷慨激昂地振振有词,尤其是广播电台里的男中音,整天念些没用的东西一点也不影响那朗诵的魅力。相比之下,人们传说着真实发生的国家大事倒像从事非法地下活动,窃窃私语不敢声张,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期盼和兴奋的种种复杂心情。说真话实话要小声偷偷地讲,说假话空话才用大喇叭广播,很多年都是如此,可惜了那些广播器材?br>
当时民间流传被查的所谓谣言主要有几个方面:批评文革的声音,国外的科技进步,红都女皇江青的风流韵事,总理临终召见...当时的各基层领导都是如临大敌,上面层层传达追查谣言的重要革命意义,强调政治谣言的危害,贯彻打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安排布置学习讨论,落实登记每个人的听到的不准再提,到此为止。很多革命基本都是这么搞过来的,基层干部很快就能掌握工作要领?br>
那时我还在发电厂工作,那里查谣言很严格,领导要与每个人进行单独谈话,分场支部书记和主任还有做记录的一个支部委员把我找到办公室问:
“你最近听到一些什么传说没有??br>
“传说?什么传说?”虽然我根据前面被找谈话的人透露,知道领导是在进行普查,但是传说这个词儿好久没听人提了,在我印象里传说是指民间牛郎织女梁山泊一类的故事?br>
“嗯,也就是不正常的传言,譬如说...?
"譬如什?"
"最近有没有人跟你提到过江青?王洪?"
"没有?quot;我从来不在背后议论领导?br>
“有没有人跟你提到过中央内部的斗争??
“没有。”中央一直都在斗争,搞不清把谁又斗下去了,我连组长都不是,真的关心不到那儿?br>
“好,你在这儿签个字,今后如果听见一些关于领导人的议论,特别是关于谈论江青的一定要向组织上汇报。”主任让我在问话记录上签了个字就算结束了对我的调查,我知道自己算是通过了,感觉轻松了些?br>
跟我一个班组的韩某回答书记主任的话没有我回答的简单扼要,结果受到反复审查。他告诉领导说听到过江青原来和演员赵丹住在一起,后来才跟的毛主席。这可是惊人的传闻,让他交代是听谁说的,他才反应到麻烦大了,因为实际是听他的准岳父讲的,如果把人供出来,对象非黄了不可,只好说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是混不过去的,领导把公安局的人都招来了,用各种方法启发他的记忆也没有突破爱情的堡垒。后来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言,公安局觉得韩某不像具有编造故事的能力成为“谣言”的根源或者接触过什么大人物的可能,规定他每天必须向领导报告自己的活动内容并且不得擅自离开厂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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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优?/strong>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工人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工人们发现领导一切还是无法落实,没有多的实惠。领导一切是整个阶级的统一行动,单个工人基本跟以前吃一样多的饭?br>
不过工人跟在老人家看来一无是处的臭老九相比还真有不少优势,楼下住着个江西人韩老师,手无缚鸡之能,只懂得些古典诗词,赶上文革已经成了垃圾股,别说攥在手上不扔,想扔都扔不掉啊。邻居搬进一家工宣队员陈师傅,原来是冶炼厂车间工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相处的不错。时间不长生活能力方面的差距就看出来了:先是陈师傅在工厂里弄来些角钢和钢筋焊了一个花台吊到窗户外面,放上几盆鲜花明显地改善了生活环境;厨房里的改进就更叫韩老师的爱人羡慕,陈师傅把原来的炉台全部拆掉,放上一个金属架子,上面还铺了一块白钢板,擦的干干净净,可以在上边和面做饼包饺子。墙上打了吊柜,油盐酱醋放置的整齐方便,菜刀,菜板,锅碗瓢盆都有固定位置,摆放的很有条理。韩老师家却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堆放在窗台上,地上,锅台是擦也擦不净的油渍,一进厨房韩老师就感到非常自卑?br>
韩老师的儿子上了抗大中学,学校搞军训备战,先是要求每个人上学要带红樱枪,韩老师啥忙也帮不上,他儿子到处踅摸,好不容易找来一根木头棍子,到学校根本拿不出手;陈师傅帮助自己女儿做了杆红樱枪,扎上点红麻穗儿,削出来的扎枪头刷上银粉闪闪发光,拿出来就是标准的电影道具。等到学校要求学生自带刺杀枪到校军训时,韩老师的儿子就更指不上他爹了,搞块木板连削带锯弄了半个月也不成样子,拿到学校混在人群里很不和谐;陈师傅给女儿加工了一杆仿54式步枪的木枪,打上底色,刷上清漆,连枪身刺刀长度都与真枪一模一样。陈师傅还帮助女儿给班级同学用铝板轧了不少标准的五星,他女儿在学校一直都是排委会干部。不比不知道,一比才见差距,韩家全体自愧不如,韩老师的儿子深深地被工人阶级的表现所折服,立志长大要当工人?br>
文革结束以后,毛主席没了也就没有旁人限制人们学习文化,社会上开始重视学习,有些学校来请韩老师给学生补课,一个多月下来韩老师挣了二百多元的讲课费,他有些激动地对儿子说?br>
“我要用这讲课费把厨房的炉台碗柜都换成像样的,让你们知道你爸爸不是什么用也没有!?br>
看来韩老师的自尊心被厨房里的对比伤害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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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
经过文革的大浪淘沙,文艺作品能与老百姓见面的所剩无几,开始还有一本讲英雄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头脑开了窍的《欧阳海之歌》可以出售,后来作者金敬迈不小心看见了江青的一些隐私,只好当反革命分子抓进了监狱,他写的书也都跟着被捆起来下了架。书店冷冷清清无人光顾,书架上全是革命领袖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政治学习材料,看其它书籍都是偷偷摸摸看,没有一个人敢把像《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公开拿到单位或学校去看!除了八个样板戏,允许看的电影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至今我仍很佩服那两个电影的编剧,作品居然能够经受革命的千锤百炼,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地从文革的炼狱中爬过来?fontcolor="#0000FF">
能吸引人们的要算看批判毒草影片,能先弄到一张毒草影片的电影票的人是会产生很多优越感的,革命者找到大批判的活靶正如拳王总希望找到个对手,不能只对空气出拳。当年批判《武训传》,《清宫密史》,《早春二月》等毒草影片激起人们很大的革命兴趣,没有票爬到舞台的顶上往下看,礼堂的后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看完电影感觉麻烦的就是要写批判发言,不能白看,那年代人们大批判水平都很高,一般地说难不倒大家?br>
在一些环境艰苦的工程公司,党委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规定每周都要给干部工人放一场电影,有没有新电影不是党委领导的责任范围,因为这是政治任务,放映员要例行公事。到了周六露天电影还是照放不误,可是露天广场看电影的人寥寥无几,家属孩子们那时不用考虑学习,在空地上跑跳打闹,一些有影就看的老头老太在银幕前后闲聊家常,打发时间?br>
广播里面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遍《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有些不甘心一辈子就指靠这几首歌曲过日子的青年暗地里抄写一些外国歌曲或过去的歌偷偷地传唱,如果被某些积极分子发现就十分危险,人家会认为唱歌的人被资产阶级毒害了,一定要进行批判挽救,让人承受不了。唱歌本来就是给人听的,怕别人听见就只好唱给自己一个人听,像我这样从来不搞独唱的人也就免去了很多麻烦?br>
不学习也不怎么工作,虽然营养也不太好,人们还是难免精力过剩,对于毛的语录每个人都能大段背诵,张嘴就来,运用自如。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都搞考试过关,许多人都觉得没有默写背诵毛的语录的考题实在是埋没了长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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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前官儿还没那么毛,处长就到县团级,很少有机会见到的,老百姓平时顶多能碰见个科长、支部书记什么的,请示汇报啥呀?说没吃饱?到了文革期间,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词能够用在民间老百姓当中祘是很有想象力的,弄张毛主席画像挂墙上,模拟直接越级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现场,煞有介事地有个庄重仪式,但手续并不复杂?br>
那种形式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已无从考查,也许就是从烧香拜佛念经的套路搬过来的,最先执行早请示行动的人曾提出早请示应该在吃早饭之前进行,相当于现在很多人主张早上起来上厕所前先喝一杯水的那个时间。清朝末年已经废除跪拜磕头礼俗,所以尽管毛主席无限伟大,人们是可以站着请示汇报的。标准的做法是由一个推选出的类似祭祀司仪的人带领大家,人们用右手托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无论男女都要头戴一顶草绿色帽子,满怀深情地仰望着前方的毛主席画像,先向毛主席像敬礼,用力喊万寿无疆,激动一会儿以后开始背诵二十几段毛主席语录,这个形式就是传说中的早请示,晚上再来一遍就是晚汇报,后来又演变成了一个小时的雷打不动天天读?br>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那时候人们除了执行固定的山呼万岁、念读语录的形式外,每天都向毛主席具体请示了什么事项,当然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毛主席那边的答复,一切都可以解释为: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曾经有人讨论过近代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创造性,我看得分什么事情,有些人搞点名堂,糊弄鬼神的办法多的很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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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斗争分析?/b>
文革期间除了召开大型声讨批斗会,游行欢呼庆祝会,最多的还是开路线斗争分析会。不遵守纪律迟到早退开路线斗争分析会,拿学习材料当手纸要开路线斗争分析会,穿件样式新潮的衣服也开路线斗争分析会,说句跟不上形势的话更要开路线斗争分析会,什么事情都往路线上联系,通过路线斗争让人们丧失做人的尊严。老百姓对于还没开始走路就犯了路线错误的事比较打怵,谁也不敢大意,都要坐下来认真学习路线斗争史。文革结束前中国共产党一共开了十次代表大会,共有十次重大路线斗争,忽左忽右,每次开大会都因为路线斗争,多亏及时开了会,否则腿都不知道怎么迈了?br>
老百姓一发现路线斗争也开会,郑重其事地在屋子里挂上会议的大字块或横幅,表示一种认识的高度。文革期间人们懂得矛盾分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适用批判声讨会,人民内部矛盾适用路线斗争分析会。老百姓都学过《矛盾论》,懂得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矛盾无所不在,所以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是家常便饭?br>
中学生赵某总说“落后话”,排里召开了路线斗争分析会,会上大家发言质问他为什么打击进步同学,说他们提前到学校打扫卫生是装积极想入团,开会积极发言是想当干部。赵某已经挨过很多次批判,不太在乎这样的质问反而提问:如果不是装积极为什么团员一批下来就不提前到学校打扫卫生了?结果害得那两个新团员为了证明不是装积极又坚持提前到校搞了一个阶段卫生?br>
男生挨批的比较多,个别女生也有挨批判的。女生爱美平时抹点雪花膏什么的也还可以,有个外号叫“小美人儿”的胡某是个明显的另类,她往脸上抹的是胭粉,把旁边的人薰够呛。排里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说她搽脂抹粉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解释说自己抹雪花膏脸上起疙瘩,是过敏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我那时根本不知道雪花膏和胭粉的区别,一直搞不清哪种香味儿是属于革命路线上的?br>
本人当年因为在辽河里游泳被开了几次路线斗争分析会,会上很多人愤怒地发言批判我,虽然当时很受伤害,但是现在想起一些人发言的样子觉得非常可爱。路线斗争分析会要求人人发言,人人过关,他们要构思如何把游泳联系到路线斗争方面去,不计报酬地写发言稿,还要为我设计准备许多愤怒的表情,实际上很多人和我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当年也曾空对空地胡乱批判过错误路线,也曾写过许多批判发言稿,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男同学用炉钩子烧热了把头发烫成了卷毛,排里召开路线斗争分析会,大家都说他被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下了水,回过头来看,资产阶级是很无辜的,怎么也联系不到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下水,一个自己捡的破炉钩子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腐蚀他的证据呀。在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不讲道理的年代,讲路线斗争大家基本都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br>
看到上面这些鸡毛蒜皮的路线斗争,可能会觉得老百姓偏离了真正的路线斗争方向,实质上那些所谓的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干过什么正事吗?置整个国家国计民生于不顾,斗来斗去,除了破坏还做出过什么比鸡毛蒜皮更有意义的事情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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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
75年末,老人家年事渐高,已经多病在身行将就木,凭着一辈子摆弄左右斗争的经验又搞了最后一次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因就是特别不满意自己刚刚委以第一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邓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只要后两项。老人家特别痛恨那些不听自己话的人,生怕坑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很敏感地指出:“翻案不得人心?spanclass="style30">,躺在床上用一句话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搞运动操作的炉火纯青?br>
各个单位都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大会,我记得发电厂筹备处的核心组组长(相当于党委书记)站在用脚手杆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声泪俱下?br>
“同志们!邓纳吉要上台,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在发电厂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我呀!我们能答应吗??br>
下面赶紧配合喊:“不能!”很多人看见书记哭了感觉不像是被所谓人头落地吓哭的,那是经历过无数运动的干部们每逢关键时刻作出重大选择时的一种很得体的姿态。过了半年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还是在那个脚手杆搭建的台子上,核心组组长又激动了一次,他流泪控诉了四人帮对他的迫害,把他从北京发配到了内蒙就是明证?br>
阜新县粮库有个宣传干事,家里有个母亲没工作是农村户口,自己工资很低三十多岁还没成家,刚刚对邓小平贯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抱有一点儿涨工资的希望,结果又要批判心里很不平,写大字标语的时候把“翻案不得人心”写成了“翻案得人心”,旁边人提醒他写错了,丢了一个字,他想到大家都在盼望涨工资,怎么能不得人心呢?坚持说得人心,结果马上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徒刑。最为悲哀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个宣传干事要求平反,结果却被以疯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改判了死刑?br>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可就这么总胜利还是有很多经济文化活动不符合革命要求,老人家总觉得‘走资派还在?,不少人还在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世界总也不按照他的想法运行,弄的吃不好睡不好,到了四月七日,亲自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算是取得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后来就写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交给了身边的人,再不放心也来不及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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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出身
小学六年级时,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填一张表准备报考中学,我问老师家庭出身一栏怎么写,站在老师身边的一个比我早熟不知多少年的同班女生不屑地告诉我:
“你爸是右派,家庭出身当然就是右派啦!?
过了两个月,文革一开始那个女生的爸爸被抓了叛徒,我才想到她说的出身填右派不对,就像她也不能把出身填成叛徒一样,出身和罪名有差别。当时听着只觉得刺耳,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却没有想到父亲的右派帽子日后会让我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其实在小学时期,那种不公正就无所不在地悄悄伴随我的行踪。小学那个老师认真负责,对学生关心爱护,细致用心,对我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从来没有让我当过中队长以上的职务,最多让我当个体育委员或劳动委员。小时候也许对于老师导演的选举还会产生小小的疑问,长大以后看到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国家有特色的选举就没有任何疑问了。老师的出身是富农,如果让我当了大队委员或班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就有阶级立场的问题,弄不好就会有人闹上来说她压制贫下中农子弟,打击革命后代?br>
文革开始后,才开始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别人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参加红卫兵,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说的全乎一点叫剥削阶级反动家庭的子弟,简称就叫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也不算坏事,能少惹点祸,只是平时比较受气挨欺侮。我小学的那个班到了文革期间,一多半同学的家长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资叛特黑的,我还不是感觉特别孤立。那时上抗大中学已不用考试,有个小学就跟我在一个班中学又分到一班的同学,上学有时在一起走,被他当组织部长的妈妈看见了,竟然告诉他的孩子不要跟我在一起玩,好象我身上有什么比艾滋病病毒还可怕的东西,组织部门的人在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方面做的很绝,其实那同学的爸爸也被打成走资派斗的死去活来。那时不要讲有什么自尊心,我对没有无缘无故骂过我的人都已经很感激了。我的那个同学后来在社会上学的浑浑噩噩,干了不少坏事,被判了徒刑,很多年后他妈妈见到我很伤心,说他儿子如果经常跟我在一起绝不会变成那样,我观察他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起当年不让她儿子跟我在一起玩的这件事,革命扭曲了人性,我和她及她的儿子都是革命的悲剧人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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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位?
文革期间所有出现毛主席的照片,毛必居照片的正中央或放大突出的位置,所有新闻纪录片,毛必须走在最前面,任何人不得僭越。如果出现毛处在次要的陪衬位置或者没有照片中其它人物脸部面积大的照片,全国人民都会敏感地发现这是重要的政治事件。高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毛出现在照片中要比别人高大,这些都可以通过摄影取角度办到。在公开场合,领导出场的前后顺序是绝对不容混淆的,所以看见报纸上领导名单的排名顺序,就可以知道一帮领导人地位的升降,派性组织可以据此分析形势将对哪一方有利,与股市行情分析的原理差不多。出场频率也很说明问题,长时间不出场,则会有人分析出是得了病或是犯了新的错误走岔了路线,中国人那时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都知道伟大的毛领导着中央内部在不停地斗,斗成啥样结果只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乱猜,不少人有鼻子有眼儿地一通分析,像真事儿似的?
我们单位旁边的电力建设公司党委有七个常委,平时就貌合神离,都是多次路线斗争久经考验的干部。那时宣传部门的人使用照相机重要的不是懂不懂照相的技术,关键是看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就是能否搞懂领导之间勾心斗角的微妙利害关系。有个年轻的宣传干事给搞活动的领导照相,他把公司二把手常书记在现场戴安全帽的照片放在了办公楼前展示窗里最显赫的位置,一把手姜书记的图片被放到了旁边一点,这下子立刻惹怒了姜书记系列的干部,怀疑宣传部长是常某安插的人,开会时郑重地提出这种颠倒领导位置的做法误导了公司广大革命群众,一度造成了群众对姜书记犯了错误的猜疑,是对党委工作的破坏,撤销了宣传部长的职务,那个惹祸的宣传干事被直接安排到现场锻炼当了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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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代表名单
现在老百姓看电视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根据个人爱好随意换台,看也行不看也可,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文革期间则不同,大家经常被集中起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有个什么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中央N届L次全会公报发布什么的,无论春夏秋冬,大家都必须列队到露天操场上仔细听广播,并且经常安排在晚上八点钟以后,那时没有劳动法,全国人民在业余时间被要求听广播一律没有夜间加班费的?
主席最新指示往往都是一两句话,听听讲了什么大家不会反感,还有振作精神的作用;两报一刊社论虽然需要播送十分八分钟,听习惯了也可以忍受;比较痛苦的是听全会发表的公报,好几项内容在报纸上都要占很大的篇幅。特别是站着听播音员两三字一顿地低速念读那些名单,光是听主席团,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单还可以,几十个人,时间不长;到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几百个人那就得耐心听下去,有尿就得憋着;最要命的是听代表名单,确定林彪当接班人的那个团结胜利的九大会议,第二天上午听广播,代表名单一千五百多人,加上前面的委员候补委员等名单足足念了两个小时!站时间长了腿酸就要动弹动弹,请假上厕所也不能限制太严,说话议论出点声音谁也管不了,因为管事的让大家静下来就要打断听广播,静不到几秒钟底下还是嗡嗡嗡。普通老百姓在那些名单里没有一个亲戚熟人,听完了什么副食品都不能发,一点盼头也没有,就那么干站着听比较难熬,偶尔听见一个什么“陈阿大”,“马小六”之类的名字会觉得很稀奇,底下的嗡嗡声能增加几个分贝。等到最新报纸拿到手,大家除了学习公报的讲话文章外,还要记住几个不认识的汉字,然后查查名单上姓什么的比较多,排排次序,无聊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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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
老百姓这个词没有阶级性,在文革期间跟不上形势停止使用,升级版都叫革命群众。革命群众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具有一定实用功能的,譬如:某人写了一张大字报,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写大字报人的真实姓名,落款往往写成“革命群众”,相当于匿名信,但是跟写匿名信怕打击报复有所不同,人们参加造反无论多高级别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用不着匿名,落款“革命群众”显得堂堂正正,也是为了表示一种革命态度。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全国人民都拿一样多的工资,认为这样才能人人平等,落款就是“革命群众”,大字报下方有人批道:“此人目的不纯!?
"我们"这个复数的第一人称在文革中间显得苍白,不太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用我们革命群众来张大声势是有力度的。例如批判某黑帮分子喊口号:"XXX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我们革命群众绝不答应?文革期间,人人都积极主动参加革命,有些在本单位被批判过的黑七类也很想参加革命,但是在本单位已被批倒斗臭不便站出来表态。我们院里有个姓梁的大学团委书记,文革前期抓反动学生也算很革命的,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被斗得死去活来,看见别人如火如荼地革命自己很失落。批斗黑帮高峰时期过后,他上街买菜看见路边一个单位正在开批判会,便挤进去看热闹,那梁书记口才不错,看见那个批判会气氛不够热烈,便情不自禁地领喊起口号,熟练地把单位批判自己的口号改个名字全用上了?
“坚决打倒XXX!?
“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XXX不老实认罪,我们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会场的人跟着一顿狂喊,梁某终于抓住了一次革命的机遇,心情很兴奋。不料冤家路窄,人群中有个认识梁某的红卫兵也在看热闹,看见梁某领喊口号,感觉特别不适应,走过去厉声指责梁某?
“你算什么革命群众?你他妈的是牛鬼蛇神,黑帮分子!?
梁某一看不好想溜走,被人揪住:
“牛鬼蛇神跑我们这儿来也想浑水摸鱼啊?上台去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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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习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规定所有单位礼拜三下午都要进行政治学习,圣经里只讲了第三天出现了干旱的大地和有水的海洋,没讲第三天下午安排政治学习的事,为什么是周三下午?是谁首创不得而知,与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一样,成为无人认领的文化遗产?
早期的周三下午政治学习还是比较正规严肃的,有印刷带序号的学习材料,由地方或单位革委会统一免费发放,到一定阶段就会有1?0甚至50的合订本,像专业教程课本一样,所不同的是没有封面。学习材料的内容多是中央文件,重要讲话,两报一刊社论,评论员文章,省市级革委会文件通知等等,有些看到写着“传达到县团级”文字的人还会以为自己享受到了高级待遇,直到后来传达到每个普通老百姓时感觉才恢复正常。还有标题套红印刷的所谓红头文件,开始都是政治上相对重要的文件,后来都搞套红印刷,分不清哪个不重要,各种文件随着形势变化有些经常被后面文件否定,政治这东西本来就经常颠倒是非,难免有卖假药说胡话的,老百姓经常是一头雾水,不管怎样,学什么不重要,懂不懂也不重要,周三下午去没去很重要,重在参与,别的时间干什么都可以请假,唯独周三下午政治学习不可缺席?
后期的政治学习比较宽松,虽然很多单位还改不了继续印刷政治学习材料的恶习,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拿那些材料当宝,定期处理一批废纸,否则总有上面拨款的宣传部门不停地组织印刷垃圾材料无处存放。周三下午开会往往成为一些单位停止正常工作的理由,很多单位都在玻璃窗或门口显要位置标明周三下午开会,不办理业务。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了自觉的政治学习习惯,不用特别通知都能按时到会,女同志带上毛线活,男同志准备好茶水报纸,形式也多样化,发材料除了安排朗读文件内容外,读厌烦了还可以让大家自学,单位领导要对一周前后的工作做个总结安排,下班经常能够提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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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文革期间各种各样宣传队,有军宣队,贫宣队,文艺宣传队,批林批孔宣传队等,主要功能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
每个单位领导出于不同考虑,组织工宣队的情况不尽相同,比较认真的做法是派出按当时标准政治条件好,政治觉悟高的人员。由于派出方向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部门,有些领导选拔工宣队员考虑口才相对要好一点,要能白话的,吭哧瘪肚的不行,否则开大会请工宣队代表讲话,上去光会说“吃好喝好,喝好吃好”一类的不行。但是有些胡诌八咧说话漏风的也很难受,京剧院原来位置在一个古色古香的门楼里,工宣队长李某代表工宣队上台讲话说:“上层建筑就是阁楼,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就是要把阁楼顶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都轰下去,占领制高点,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在阁楼上办公靠造反上来的院革委会主任带头鼓掌,说工人师傅比喻的很生动,底下职工们议论:“那就赶紧把阁楼腾出来,不要赖在那里当资产阶级老爷。?
L大学来了一批冶炼厂的工宣队员,工宣队提出要扎根上层建筑闹革命,只是上班太远,看看能否解决住房问题,那年代的革委会领导在涉及政治问题上都从不含糊,支持工作,马上腾出二十几间教授们的房子给工宣队员们搬家来住,没到半年工宣队换了一批,还需要继续解决,冶炼厂革委会发现了窍门,直到文革结束后这批房产也无法讨回,归到历史遗留问题?
有些单位派出工宣队是站在培养考验干部角度出发,F发电厂有个马师傅,平日工作一丝不苟,业务很强。虽然年轻时没考上大学,但是一直坚持自学成才,当年被派往电力学院做工宣队员,去了一年以后回到工厂担任运行值长。刚回来不久就指挥运行员操作出了大事故,造成煤矿和许多医院大面积停电,工厂党委第二天就直接受到国务院的严厉批评,马师傅和那两个运行员蒙受了很大损?-失去了十多年一遇的?元钱工资的机会。原来马师傅去电力学院期间,高压输电线路进行过一次系统改造,两条线路?0公里外有一处合并,两条供电线路必须保持相位一致时才能合并。对于马师傅原来烂熟于心的系统现在改变了,他却按照过去的方式指挥操作,两个操作者平时非常信赖马师傅,结果三个人一起翻到沟里了?
还有些单位则是把平时在厂里的冗员或刺头派出去充当工宣队,这些人平时有的吊儿郎当,作风不正派,连懵带唬的到了一些文化部门惹出麻烦,出点洋相甚至作案犯罪的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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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武器弹药
文革武斗期时间,民间散落不少武器弹药,不是国家批准百姓有枪弹,而是枪弹赶上文革没人管。红卫兵武斗的高潮是?967年夏季以后,各单位武装部没来得及收回的枪支都被红卫兵抢去造反了,只是子弹不多,为了防止武斗升级后火力不足,很多单位的红卫兵都自制一些炸药补充,我家有个邻居赵老师,因为制造TNT炸药在文革后期被关押了一年多。赵老师并非好勇斗狠之徒,学的是物理,搞化学炸药却很内行,别人给戴高帽说他是专家,就不讲代价地帮着红卫兵忙活去了,搞炸药那段时间天天不回家,在学校做试验,配出三硝基甲苯做了好多地雷和炸药包。说是如果沈阳军区把坦克开到学校那就有热闹看了,幸亏他搞的那些炸药最后没有派上用场,否则炸死几个人民解放军他就脱不了干系?
中国一直不愿意讲究自由,一提自由后面还要加个主义,自由总是理解为不遵守纪律淘气捣蛋。自制武器的人多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那些人,我上抗大中学同过桌的金某就是拿自己制造的武器出去惹祸的。他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段无缝钢管,连锯带锉地制作了一把火药枪,安上弹簧勾机,击发发令纸炮和鞭炮火药在大树上打出一个坑,心里有了数,又精心制作了几发装了枪砂的子弹,觉得这下子谁也不怕了。费很大劲搞的枪没发挥一下金某是不会甘心的,晚上出去练枪,照着路边一个卖榛子的老头旁边“嘭!”的一枪打去,老头扔下榛子赶紧逃命,金某缴获大半面袋榛子,把枪收好准备派上更大的用场,结果没过几天把枪拿出来显摆,不小心走火把自己弟弟打伤了?
69年文革停止武斗以后,全国收缴武器弹药,有枪号的枪支都有专人负责追缴,那些自制的土枪土炸药就很难收缴干净,有些人怕交出来还要被追究责任,就把枪支弹药藏匿起来。著名演员吕晓禾的父亲当年被遣送到黑龙江的一个县里,那里的造反派把炸药藏在炕洞里面,天冷点火烧炕引爆了炸药,结果把吕小禾的一个亲兄弟给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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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
一个顽劣少年欺侮一个比他弱小的孩子,用雪团往人家脖子里塞,小孩气愤地质问他干什么,答曰:“干革命??br>
一个小孩去厕所大便,别人问他干什么呢?那孩子不无自豪地回答:“干革命呗!?
干革命在文革期间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也是一种时尚,无论做什么都要穿上革命的外衣,无论做什么都与革命挂钩,只要声言是革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为所欲为。所有的人无不以革命为己任,口头上都可以为革命赴汤蹈火,每个人都是革命者,都是为了革命而活着?br>
革命是什么?无论革命两个字原来词义如何,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革命,经过文化革命的演绎,革命在大多数人们的概念中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认识?br>
那些热衷于革命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哪些正经事,回过头来看,在那个时代革命优先于生产,学习,生活,所有的生活,生产,学习都要让步于革命。开批判会必须停工停课,政治学习不可取代,上街游行单位关门,崇拜活动任何人不可缺席,一切都要为革命停止?br>
那时候革命有很多内容:搞各种大批判,政治运动,声讨斗争,虐待迫害黑七类,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打砸抢,喊口号,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造资产阶级的?..我很想请一个比较专业的革命者再给我讲讲革命的要点,看看上面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上面那些行为哪有一项是正常的人类行为?哪有一项对人类有益?煽动八亿人口搞如此浩大的革命,浪费了多少能量,糟蹋了多少粮食?革命就是不干活,革命就是人整人,革命就是搞破坏,革命就是人性泯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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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用?/span>
胡某是我小学同学,小学时学习在班上经常名列前茅,跟我关系不错。文革期间曾经与我进行过一次辩论留下印象非常深?8年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同学来我家玩,看见我正在翻看《文心雕龙》,便对我说?br>
“你看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书就说没有用啊??br>
“看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是能看出粮食还是能看出机器?”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政治上的敏感可以不看书名就能正确判断那是封资修,我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可是嘴上还是不服:
“那也不能光看政治学习材料啊!?br>
“有那么多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不够你学一辈子呀??br>
“那些著作也不能看出粮食和机器呀!?
“毛主席著作就是粮食、武器、方向盘,精神变物质,你连这个都不懂,再看你那些书就要中毒啦!?br>
“看些初中的数学物理总是可以的吧??我想转移话题招架一下?br>
“读书越多越反动,你没看见现在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哪个不是大学毕业?你看见哪个工农兵挨过批判?我哥哥他们马上就要上山下乡了,全国的中学生都要去,全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懂吗??
胡某确实比我知道的多,我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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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几?/span>
一家几口人能够和和睦睦过日子是很美好的事情,文革期间很多人家为了革命经常被蛊惑得反目成仇,剑拔弩张,闹得不亦乐乎。革命者很讲究原则性,许多被革命洪流洗过脑子的人们都能做到六亲不认,革命利益高于一切?br>
派性划分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大多数单位主要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所谓造反派主要是一些平时不大会来事儿,受领导压制排斥,对单位领导有意见的群体;保皇派多是一些平时努力表现紧跟领导,得到领导关照器重的群体,不过那时没有自称保皇派的,即使大家都看得出来属于保皇派的也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当年造反那是相当时髦。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派性细分有很多学问,不过总而言之各派都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是毛主席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具体应该参加哪一派,所以社会上派性斗争搞得天翻地覆。反映到许多家庭里斗争起来也不可等闲看,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斗争都相当严肃,有些人几十年过去还缓不过劲来?br>
房产科郭师傅家四儿倆女,除了小儿子还没上中学,另外几个都参加了各自学校或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各人不在同一单位,还能相安无事。郭师傅的大儿子在军工厂工作,参加了辽革站派,还是个小头目;二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辽联派;郭师傅两口子和三儿子都参加了八三一派。沈阳三大派阵营明朗以后,兄弟姐妹与爹妈都各为其主,开始是互不服气,激烈辩论,接着就妈妈奶奶的对骂,后来干脆就动起了手。郭师傅看见老大居然敢和自己对骂还手,抄起了菜刀,要把儿子撵出家门。老大也不含糊,绝不放弃革命阵地,从单位带回来几个造反队员,说郭师傅迫害革命派,必须承认错误,郭师傅脾气大,当众要揍自己儿子,结果被那几个造反队员架住制服,二儿子和三儿子见状上前阻挡,发生推搡打了起来,结果体力人数都不及老大的同伙,吃了亏。一家人从此深恨老大,绝不接受认错,老大再也无脸面对全家,几十年过去,郭师傅老两口已经去世,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老大却从不与家人来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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蚍蜉撼树
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黄老师被关进专政队,黄老师原来是体育教研室主任,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块头特别大。专政队李某打别人从不在乎,只是面对黄老师有些打怵,而且看见黄老师从不低头服软,几次叫其它牛鬼蛇神打他都因为惧怕他的威猛没打成,心中很是郁闷,非要亲手整治他不可。那时学校没有规范的监狱小号,专政队把牛鬼蛇神都关在教室里,李某手持一根楞木绕到黄老师背后,突然照着黄老师后脑勺狠狠一击,黄老师被击中后有些踉跄,没站住双手在空中一划拉,把李某拍倒压在了屁股底下。两人倒地刚好挤到墙角,任李某怎么用力,也翻不动身高一米九,体?20公斤的黄老师,情急之中杀猪般地连连叫喊:“快来人哪!”,但是自己事先反锁了教室门,其它专政队员一时进不来,临时找来撬棍才打开门,李某被压在黄老师身底下都快瘀血了。此时黄老师还处在“半昏迷状态”,大家拽开他,李某才爬起来,照着倒在地上的黄老师连踢好几脚,被另外的专政队员拉开,有人掐黄老师的人中才见他慢慢苏醒,脑袋上流着鲜血。李某还想再打黄老师,只是摔倒时腰被碰伤,打人使不上劲又疼的厉害,赶紧去了医务所?br>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老师走五七从农村回来后谈到此事回忆道?br>
“当时我早就知道他不怀好意要打我,那一棒子下来真狠,我也豁出去了,就势把他划拉倒,还用臀部砸了他一下,装昏迷就是不起来,看他有啥招儿。?/span>
听黄老师讲那段经历时,我脑子里总出现蚍蜉撼树这个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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扽牌
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风靡一时,商店柜台上很少有摆出来销售的,人们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的,很多人没有渠道只能羡慕别人带着的像章。有一个时期,大辩论成风,人们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慷慨激昂地发表讲演,一些小小偷钻进那些陶醉于演说和专心倾听讲演的人群中,真真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人们胸前摘走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纪念章,那时的行话叫“扽牌”。其实有些半大孩子并非都是偷盗成性的窃贼,扽牌颇有一点淘气恶做剧成分?br>
我们院里有一群小崽子经常挤到大学生辩论的人堆里,装模作样地听辩论,实际此时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大学生胸前的纪念章上。大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辩论,唾沫星横飞,革命完全进入了角色,小崽子在下面伺机出手,每每得逞。扽下纪念章回到院子里还要显摆一番,得意地描述自己如何得手的过程,有时还要把大学生埋汰够呛,绝无以偷为耻的感觉。有个姓冉的小崽子,偷得一个井冈山的纪念章,回来跟大家讲:“那个戴眼镜的傻子(指大学生)辩论起来鼻子直冒汗,我挤他,他都不瞅我,我先给他解开俩上衣扣,碰开别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说我不扽他扽谁的??还有个姓吴的小崽子总去扽人家的纪念章被抓住一回,人家要揍他,旁边有个大学生帮助说情:“这小孩也是为了热爱毛主席,本质还不是那么坏。?可是冉小崽子不这么看,揭发吴小崽子经常扽女大学生的牌,在那些女大学生胸前摸来摸去。吴小崽子遭人奚落辩解说没有经常扽女生,只扽过一次,到底还是扽了,越涂越黑?br>
不仅是小崽子们扽牌,个别年龄大些的看见心中无限敬仰的领袖像章也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做案,有一次看见一个青年扽别人纪念章被捉住,挨了一顿暴打,还把从他身上翻出来的几个纪念章大伙分了。很多人都有过自己特别喜欢的纪念章被人扽走的经历,后来人们戴纪念章的时候都要在衣服里面再反穿一个别针,即使像章上的别针开了还是不能被扽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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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逃犯
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任某被当成反革命头子关进了专政队,任某自己一直不知道什么是?一六反革命集团,对于红卫兵们望风扑影列举的罪状任某根本搞不明白,所以白挨了很多打,好在原来体质不错,关了几年仍然坚强地活在世上?br>
那时被乱抓胡抓的人太多,起初各级革命委员会抓阶级敌人越多越有成就感,后来发现成天管理一大批牛鬼蛇神感觉是个负担?1年时许多牛鬼蛇神都被陆续放出来了,放人时还要开个最大限度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宽严大会,要说明抓进去是打击敌人,放出来是团结大多数。被放出来的人往往痛哭流涕,受尽折磨能出来肯定要激动的,啥罪没有也都万分感谢党的挽救,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任某是专政队重点隔离对象,以前看管非常严格,家属送饭一直不许见面,那时任某的工资每月被扣掉百分之七十,只发给子女们起码的生活费。自从陆续放人以后,任某工资扣除子女生活费以后都发给任某本人支配,任某领到钱以后第三天晚上看见专政队有些松懈趁机逃跑了?br>
当时革委会内部感到任某确实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已经决定宽大处理任某,开会放人也就是几天之内的事,但是任某并不知情,任某看到很多人都被放出去了,自己一点消息也没有,心里十分忐忑,害怕被重判。他一逃跑,学校革委会毛了,以为中间有什么重大反革命隐情,立即上报省革委会,省革委会也觉得不可等闲视之,立即通报公安部,内部立即下达通缉令,当即封锁了全部口岸,担心任某叛国投敌,出逃美帝苏修及其同伙国家?br>
几天之后,任某在吉林通化的一个小镇上被逮捕押送回沈阳。原来任某被关押期间完全与外面隔绝,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本想到吉林偏远城镇的亲戚家躲避,又怕连累亲戚,就临时住在小旅店里。由于在专政队黑屋里关的时间长,长期不见天日,脸色苍白,行为说话还像是几年前的风格,明显过时,很快就被当地觉悟非常之高的革命群众发现并举报,当地公安抓来一审果然抓住了全国通缉的重要逃犯。回来几经审问,始终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并且通过逃跑一事的幼稚情节觉得任某好像不具备反革命头子的资格,人们印象中的反革命头子都是老奸巨猾,不像任某这么没有城府,不久就把他放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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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絮其外
艰苦朴素是值得提倡的,文革期间到处都很穷,不用提倡大家都能做的很好,普通百姓想穿件好衣服难度很大,掉个饭粒肯定都会捡起来吃了,想奢侈浪费根本没有条件。知识分子们普遍对衣着打扮比较注意,既不张扬也不至于很寒酸,以便混在革命队伍里不被视为另类?br>
彭老师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件旧的貉绒皮袄,一直压在箱底没有穿过。学校整体搬迁到农村后,下地干活扛不住北风烟雪,想起把皮袄拿出来穿上御寒,可是那时代穿那么一件东西有些不伦不类,工农兵形象才是革命者,于是彭老师找了件劳动布的外衣缝在皮袄面上,里子用旧衬衫褾了一圈,穿着劳动布的皮袄去干活被一起劳动的高老师发现,高老师开玩笑说:“古有卖柑者讽刺官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在彭老师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啊!?br>
研究历史的张老师,年轻时有双黑色皮鞋赶上革命年代一直穿不出门,当年大家都穿解放鞋或者布鞋,他觉得黑色皮鞋再放箱子里都干裂变形了,搞了把木锉将皮鞋锉成翻毛鞋,到地里干活蹭上泥土,就基本跟上了时代的脚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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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strong>
现在大街上很少看见有人在辩论,在网上经常可以看见有人在不停地激烈辩论,辩论姚明和易建联哪个篮球打的更好;喜不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股市楼市该不该救...,辩论者档次鱼龙混杂,互相谩骂攻击者居多,发泄情绪说下流话也不在少数。文革时的辩题多是某领导该不该被打倒;某现象出现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某人的言行是左还是右...。辩论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辩论者喜欢模仿鲁迅或者列毛的口气,引用其语录以为时尚。所谓辩论就是观点对立的人之间互相斥责、扣帽子、放狠话,没有耐心听你讲什么道理,在革命的时候去讲道理多是些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早期的辩论还能展示一下参加辩论者的口才,后来追求效果主要看哪一派广播喇叭的功率大。比较正规的辩论是提前写出大字报挑战叫号,约定时间地点辩题内容,甚至还要准备扩音设备搭个辩论台?br>
当年LN大学准备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一部分大学生用大红纸写出坚决拥护筹委会成立的大字报,更多的学生用白纸写出坚决反对筹委会成立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分别叫做红纸派和白纸派,红纸派多是平时积极要求进步,靠近组织经常找领导汇报思想的学生;白纸派多是光知道学习还不太懂政治表现才能决定命运的学生。红白纸满墙,大字报签名站队立场鲜明,于是双方约定在学生食堂前的操场上举行公开辩论。事先把几个教室的讲台搬出来垫高,辩论双方各拥许多支持者到场,看热闹的也围了不少人。先是红纸派代表陈某登上辩论台发表演说,没有扩音机带了一个卷口喊话筒,陈述观点时啰嗦了一番文化革命大好形势,主要观点就是筹委会体现了党的领导,坚决拥护!接着白纸派代表王某登台,那王某是文科学生,一上去就搬出鲁迅先生文章题目: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认为成立筹委会目前在LN大学根本不具备条件,文化革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群众热情高涨,筹委会只能起到压制革命热情云云。整个演说都是以鲁迅文章风格表现,王某很善于煽情,底下不管听没听清到了顿挫处就是一个劲叫好、鼓掌,把红纸派彻底搞晕,白纸派明显占了上风。等到红纸派再上去人演说下面就开始起哄,嘲笑,也怪那个红纸派的学生吭哧瘪肚地说话费劲,平时给党支部写个思想汇报啥的还行,谨慎惯了,上去辩论怕说错话,脑子里总有许多原则把关,语速肯定要慢,所以给人以理屈词穷的印象,其实都是大学生,水平不至于差那么多?br>
多数辩论在当街、过道、教室、角落,随处可见,文革早期还没有武斗的时候辩论很有看头,大学生辩论起来热血喷张,面红耳赤,言语激奋,极富煽动性。人们个个都当自己是正宗的革命小将、先锋,敢想敢干,一往无前,演讲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到了武斗阶段再继续辩论至少要有一方的辩者被打得头破血流才告收场。有一次在市体育场看大专院校的两派辩论,开始还能相互对话,各讲自己道理,后来增援的队伍越来越多,宣传车喇叭声音越来越大,导致双方拥挤推搡,动手厮打,不断有人被打伤抬走去了医院,后来以一台宣传车起火导致大批消防队员赶来救火喷水才结束辩论,这个阶段还是相对比较文明的革命斗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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