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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报事件
六六年十一月份,红卫兵们搞文革搞出了情绪,发现到处都有隐藏的阶级敌人,到处都可以去革它一命,就像吉诃德先生挥舞着长枪对着假想敌乱刺一气,弄不好经常伤着自己。
辽宁日报是伟大领袖亲题的报头,不知是哪个观察力特好的红卫兵极有灵感地突然发现题字的笔锋中有些像“蒋介石”、“万岁”字样,只有毛主席才能万岁,天无二日,蒋介石怎么能活那么久呢?他也配?
大字虽然是毛主席题的,小字总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藏在里面的吧?把以前的报纸拿来对照,越看越觉问题严重,原来的报纸竟与后来报纸的笔锋不同!于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被正式鉴定成立。人们顾不上仔细去论证笔锋斑驳之处是否真是反动标语,心里总希望自己抓的反革命才是真反革命,几万名红卫兵和市民革命群众一齐拥向辽宁日报社,要求报社立即停刊,揪出反革命。省报一向被称为共产党省委机关的喉舌,当权派怎敢擅自停刊,虽觉得事件有点儿荒诞,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关上大门躲起来。报社的大门比不上古代的城门吊桥,红卫兵一齐向里拥,没费劲就冲开了,人越挤越多,后人挤前人,苏家屯的一名叫崔炳大的老工人竟被活活挤死!这就更加激怒了造反派,死人的责任马上被定为被反革命迫害致死,那个观察力特好的红卫兵绝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我那时年龄小不抗挤,远远地站在路对面的邮电营业部的台阶上看热闹,和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从吃过晚饭一直看到后半夜才回家。
反革命是谁当然搞不清楚,红卫兵集合了全市数百辆汽车在市政府广场为崔炳大开了追悼会,搞了遗体游行,这可能是沈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葬会,至少车辆数占全市总量的百分比是空前绝后的,约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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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头脑
小流氓赵东因掏钱包、打架、说下流话几进几出群众专政队,大会小会挨批斗,名声很臭,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远。
班主任夏老师却发现赵东学毛著要比别人下功夫,无论走到哪儿,赵东都拿着一本精装毛选四卷在那儿很认真地看,就找赵东谈话:
“你这么刻苦学毛选,为什么不能落实在行动上表现的好一点,不再干坏事呢?”
从小到大头一回受表扬,几句话说得赵东有点儿不好意思:
“夏老师,我算什么刻苦,我是总挨批斗,叫人问得懵头转向,这不,先看看毛选武装武装头脑,省得以后挨批判时没词儿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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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玻璃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学生们都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过去学习不好,淘气捣蛋的学生平时总被老师批评,心里难免有些压抑,伟大导师亲自发动的文革给创造了个机会,释放些受压抑的情绪对身体健康肯定有利。
初二.四班的十几个红卫兵(其中有3个女生)核计好晚上去开班主任何老师家玻璃,坏小子李世发一肚子花花点子,率领大家来到何老师家楼前,李世发分配每人分别瞄准一块包干,一、二、三一齐发炮,可怜何老师家所有窗户玻璃瞬时全部破碎,十一月的北方,寒风刺骨,真把何老师一家害苦了!
今天看来,这都是小流氓痞子们干的勾当,其实说红卫兵都是流氓、地痞未免打击面过大,那年头有几个学生没批过老师,骂过老师,甚至打过老师呢?革命运动来了,
在老人家的领导下,
谁想不革命哪儿成啊?李世发现在还是局长呢,发展的相当不错,那年请何老师吃饭,同学聚了好几桌,连吃带玩花了一万多元,都是李世发拿的,他回去能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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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红卫兵
66年,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年每一个红卫兵和因种种原因暂时当不上红卫兵的青少年学生们的最大心愿。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26日,毛主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千多万名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不买火车票坐火车的著名大串联活动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是八月八日(不知当时是不是特意选择发、发的粤港地区吉利数,也许还是港澳那边从这儿学的呢),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八一八(发,要发),这让全国的青少年学生沸腾了,不用花钱就能见到毛主席 ,不要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家长做梦都想不到啊!管吃管住管车票,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现在到体育场看港台明星晃动晃动几下屁股门票就消好几百块,上哪儿讲理去?
毛主席穿上草绿色军装,女红卫兵还给戴上了红袖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底下频频招手,几十万红卫兵在下面蹦高喊万岁、万万岁,喊的都冒汗了,他老人家感觉肯定很舒服。平日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李富春他们别别扭扭,总讲工作,总提意见简直烦死了。毛主席此刻心情大好,通过扩音器连声向红卫兵小将问好。
下面的红卫兵真像欢乐的海洋,大家虽然离毛主席还很远,看不清哪个是正宗的,只能猜,但是心里真是特别幸福,亲临其境与电影里看就是不一样。人山人海人挤人,鞋子挤掉了,就光着脚,有的红卫兵自己鞋被踩掉了,就对付捡两只别人掉的套脚上,也有的怕传染脚气坚决不肯捡别人的穿。那时没什么值钱的名牌耐克鞋,穿的基本都是黄胶鞋,每次接见之后,中山公园接待站那儿都能回收一堆像小山似的鞋杂失物。厕所也顾不上去,中间几次接见,人太多,挤不出来,加上心情激动,时有憋急了尿裤子的也照样忒有幸福感。也有坚持不肯尿裤子的,由几个同性别的红卫兵围成圈做遮掩就地解决也是常事,千万不要以为他(她)们把尿浇到了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们宁可用自己的草绿帆布挎包和手巾来承接吸收,也不能污染广场,很自觉的。那时候没有塑料方便袋和尿不湿,很不方便,只是象听故事似的听说过欧美国家已经用塑料袋装东西。前两次还是三十、五十万红卫兵,后来都是上百万,如何组织好接见红卫兵也是个不小的系统工程。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住在海淀的红卫兵半夜十二点多就要爬起来集合出发,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进入天安门广场,耐心地坐在地上等待着红太阳的升起,嘴里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红卫兵战士日日夜夜想念您!”不停地高声背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常用最高指示。一百多万红卫兵要有秩序地进出天安门广场也需要几个小时,天安门广场出口多真是个好地方,否则发生类似麦加朝圣踩死上千人的惨案可就麻烦了,不过这跟朝圣有本质的不同,接见是有一定革命意义的。
那时候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没有手表,毛主席准确在什么时候出现都不预先通知,只能根据前几次出来的大概时间去推测。有时人群一阵骚动,接着人们就狂喊口号,所有的人也都翘首北望跟着喊,以为是毛主席出来了,结果是有人着急看错了,一喊就带起了一大片,虽然看错了,但喊的很兴奋。我只赶上过一次接见红卫兵,虽然眼睛不近视,但是距离太远,什么也看不清,也就得算看见过老人家,不过八次接见的所有新闻记录片都看了好多次。
有几次毛主席还乘敞篷汽车,车开的很快,到红卫兵中间检阅红卫兵,后来中央怕出危险,觉得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比较稳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不时地从西头走到东头让更多的红卫兵更近距离地领略他那无与伦比的革命风采,走到哪边都会带来一片热烈的欢呼。现在很多广场体育场演出,一些演员也从那儿学会经常离开舞台中央到边上去挥手致意,带动台下鼓掌、欢呼、尖叫,而且多了一些飞吻之类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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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火车
大串联时,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一时间铁路运输拥挤不堪。我们在天津由于上不去车,在站台里滞留了近一天一夜,站台里人山人海,十分肮脏,各种气味儿错综复杂。
广播里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嘹亮歌声,一列从山东方向开往北京的列车进站了,前几次我们已观察到别人怎样上的车,这次准备效仿。车门打开后,门口根本挤不上去,车上的人不肯开窗,我们从侧面把二林举过头顶让他在攒动的人头上爬进车箱,底下的人动弹不得,只能默默忍受他在上面爬过,有时甚至蹬到了别人的脸上,底下的人伸不出手也奈何不得。他上去后又回头在上面拽宝华,我和晓光在下面举,他们从人头顶上爬进了车箱,把车窗打开,再把我和晓光拽上去,我们又爬上行李货架,坐好,6个小时后火车到达北京。
有几个挤不上车的黑龙江红卫兵先是在底下叫骂,后来抢过脖子上系着白毛巾的几个河南人的杯子,去开水箱接水,接满了往车上扬,烫得人们嗷嗷直叫,冲下去两个,在车站上打得人仰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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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信
大串联时,中学生只要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就可以周游全国各地,吃饭、住宿、坐火车都不用花钱,这可急坏了我们这些当时小学六年级学生。眼巴巴地看着只比我们大一年的初中生到处走,什么北京、井冈山、延安、遵义……革命是多么美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不用花钱,多么诱人啊!
一天,我班的李宝华兴冲冲地跑来找我,手里扬着一张介绍信:
“看!我弄到一张介绍信!”
我也兴奋起来,跟他一起去找了二林、晓光,急不可耐地跟家里打声招呼,当天晚上就出发,第一站先到北京去。几个人路上别提多高兴了,四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北京。路上车挤自不必说,车也走走停停,第三天上午到了北京,我们先去天安门东侧的接待站登记,站排的时候,宝华把介绍信拿出来,一个比我们大的中学生凑过来看,突然发现了问题:
“这不是‘联动'的介绍信吗?”
我们一听脸都吓白了,“联动”是当时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的红卫兵组织,我们仔细看那介绍信上盖着“北京市八一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公章,隐约觉得那是属于“联动”的,李宝华赶紧对那个中学生说:“这不是我们的,在外边捡的,我们几个不是北京人哪能有联动介绍信呢?”
那个中学生也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就走了。我们围着宝华问是怎么回事,宝华很生气地说:“我被三钻给骗了,不知在哪儿捡这么一张‘联动'介绍信给我了,想坑咱们,等回去非跟他算帐不可!”
“现在咋办呢?”二林有些发愁。
“听说晚上12点以后,没介绍信接待站也安排。”晓光刚得到的消息。
我们等到半夜,接待站没几个人了,才忐忑不安地到窗口联系住处,说介绍信丢了,接待站的同志都很宽容,没说什么就给办了住处,安排在北郊德胜门外的地质部小学,我们赶到地质部小学时天都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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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菜代
长平的妈妈从乡下来,贤慧能干,但长平小时候从来没看见他妈吃过馒头、干饭。他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翻开粮证对长平说:
“你没看见粮证上的最高指示吗?‘要节约粮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我没工作,总是闲着,就应该吃稀的。”
“那瓜菜代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粮食用瓜和菜也能顶饿,不占粮食份儿,唉,真是难为了他老人家,每天日理万机还想出这么个好办法教给咱们。”
“可是没有瓜菜怎么代呀?”长平的鼻子有点酸。
前些天有个市委书记的提法叫做:民贫我愧。我们敬爱的老人家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也不想懂,真的不会有什么惭愧的感觉。饿死几百万人都有自然灾害给顶帐,照样可以作诗,书法,照样可以轰轰烈烈地革命、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心态极好。有了瓜菜代就可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跟尧舜蛮荒时代能有一比就相当满足,至于是否国富民强与时俱进那是资本主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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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冲走
文革期间,人们走到哪儿都揣一本红宝书,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的。普通工人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实在没有必要再带一个钱包,很多人都把钱和票券夹在语录本里,也算开发了语录本的一项附加功能。
一日,模具班小赵上厕所,低头一看,地上有一个红彤彤的语录本,捡起来一翻,里面有两张伍圆大票,心中窃喜,插上门,将钱取出,揣进自己裤袋。不料,前边遗失语录本的油工班老李发现东西丢了,又找回厕所,敲门催人出来。小赵根红苗正,贫农出身,平时还是很忠于伟大领袖的,此时被外面敲门扰乱了头脑,聪明才智方面出了点儿故障,急忙把语录本扔进了便池,拉下水箱准备用水冲走,但语录本有塑料皮,又那么厚,怎么冲得走呢?还造成了堵塞。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门,准备溜走。老李看见漂在粪水里的语录,顾不上脏不脏,上手捞出来,先看两张伍圆大票是否还在,结果已没有了,急忙回头抓住小赵,小赵无法抵赖,只好认帐。这下问题严重了,捡到钱不愿交还,顶多算你爱占小便宜,但忠于毛主席是不论你在车间还是在厕所,是站着还是蹲着的。结果,经革委会讨论决定,将小赵送往群众专政队关押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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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穿制服
六六年末,LN大学造反派的一个红卫兵与人辩论时说了几个文革新词汇,警察没听见过不大适应,以为是遇见了现行反革命,就把那个红卫兵拘留到了公安分局,此事立刻激起造反派的愤怒,数百名学生冲进公安局。守卫的干警鸣枪示警不让红卫兵靠近,红卫兵个个都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鸣枪算什么?谁也挡不住革命的红卫兵!干警们得到上级指示:不准与红卫兵对抗。于是,红卫兵轻松地把干警们的枪缴了,并把干警挨个捆了起来,一共四十六名。红卫兵取得了胜利,准备召开大规模的控诉公、检、法迫害红卫兵的大会,一个红卫兵看到警察们穿着棉制服挺精神,觉得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们,对大家说:
“他们这身制服是革命的制服,但他们干的勾当却是反革命的,让他们反着穿才对!”红卫兵小将们一致赞同,于是四十六个干警反穿制服棉袄被游街示众,我班同学李某的大哥就在被游街示众的干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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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队员
当年能在学校专政队里混过的人都曾很荣耀的,穿一身草绿军装或仿军装,头戴军帽,腰里系着一条宽革板带,解下来拎着想打谁就打谁,臂上红卫兵袖标下面有金黄色小一号字“专政队”的字样,能使他们相对普通红卫兵产生很多优越感。年轻的专政队员的身材形象无论男女都还是很俊朗的,不像有些电影里的的狗腿子汉奸打手长的歪瓜劣枣还那么赖皮赖脸,通常是满脸阶级斗争,不苟言笑,几分凶相。专政队员之于红卫兵有如关东军里的宪兵,党卫军里的盖世太保,像抄家抓人,打人逼供,押送黑帮这些风口浪头的活都是他们来做,即使今天让他们总结问自己当年主要做过什么,他们也说不出除了抓人打人之外还做过什么更多的业务。换言之,在专政队里打人不达到一定水平的也算不上合格的专政队员。现在搞个商业活动的会场都要花钱到专业公司请些身材优美的模特来做礼仪,那些年开批判会,台上台下站角清边的都是专政队员承包。
那时专政队员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我班有个女同学苑某的父亲是个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一天早上在学校教学楼前被发现死了,浑身是伤,样子很痛苦。专政队员李某说是跳楼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但是最先发现尸体的人说:他听见摔下的声音过去看的时候人就是凉的,分明是人被打死了再从楼上扔下来的。后来很多当时也被关在专政队的人揭发,说前半夜还能听见撕心裂肺的哭叫,后半夜就没有了动静。那个女同学家以后的境遇实在悲惨,父亲惨死不说,全家还要背黑锅,下乡很多年,曾靠拾荒过活,吃了很多苦。文革后查出那个专政队员李某与七条人命有关,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很多人都挨过他的打。李某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总能从虐待折磨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一种革命的快感,我觉得用李某去说明解释‘邪恶’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
文革期间人性的扭曲是骇人听闻的,我工作以后曾到外地去实习,很多同去实习的人总在一起聚餐。我们当中有个隋某,喝了点酒兴奋地讲起他在专政队时的辉煌经历,他讲到曾把教过自己的初中班主任的衣服扒的一丝不挂,用绳子把老师吊在房梁上,拿一把条帚去扒拉老师的敏感部位,用人造革皮带沾凉水抽打老师的屁股,要看哪一皮带抽的红印最长。当时另一个同事夏某问他:
“你们那个老师特别坏吗?”
“不,他贼老实。”
“那我看你可真不是个物!”
说罢夏某很气愤地给了他一拳,在场的几个人都觉得此人实在可恶。以后很多年我再也没有理过他,后来听说他调动了工作,在那个单位因为没涨上工资把他们主任捅了一刀,被抓进公安分局,他有个当公安局长的二舅给保了出来。
那时各个居民大院也成立了专政队,职责就是看管院子里的牛鬼蛇神。我家住的院子是牛鬼蛇神聚堆的地方,家里有被打倒带帽的比没有被打倒的家庭要多很多,在这个院子里能当上专政队员就格外金贵,一个个趾高气昂头脑膨胀的快要冒烟了。夏天的晚上,上百个牛鬼蛇神站在院子当中受训,有个姓崔的专政队长在前面训话,专政队只有十几个人,他们连女的都手握一根橡胶套管的钢丝鞭,不停地抽打着那些回答问话不能让他们满意或者站立姿势达不到他们要求的牛鬼蛇神。每天晚上训话结束时姓崔的都要重点留下几个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到专政队办公室“吃小灶”,把人推进屋,灯一闭,蒙住眼睛就打。然后在一起交流打人的技巧,讲述被打的人哭喊出了什么南腔北调或是觉得可笑的声音,几个男女经常在打人的那个办公室里鬼混到后半夜。如果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话,就搞不懂无产阶级专政邪说竟能把专政队员变得如此灭绝人性!
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当年的专政队员都被过了一下“三种人”的筛子。因为挨过专政队员打的人做不到那么宽宏大量,特别是那些被打的脑子记不住事儿但身上的残疾伤疤还在辅助记忆的老干部、老教师,总想问问那些专政队员为什么打自己。专政队员们确实说不出为什么,因为那时真的是为了革命。要说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吧,还把他老人家给装进去了,真的说不清楚。只是有些人过于歹毒,不过闹革命不那么歹毒也就不成为革命了!我有个师傅姓沈,家里世代都是贫农,就被选进了专政队。看见别人拿四楞方木打党委书记,打厂长他下不了手,还背地里给被专政的厂长送过东西,被人发现了,结果自己被专政。他不肯打别人,只好自己挨打,我们对他非常尊重,觉得他是个善良的好人,不过这样的好人在专政队里毕竟是很少的,有个罪名叫“革命立场不坚定”,让他们当好人要担风险。
当年的专政队员们后来大多数都很不得志,充当过打人角色的自然会有一些民愤,无论什么领导也不会喜欢这些人,即使在他们很红的那个年代,也很少把保送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给这些人。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比较仇恨有知识的人,觉得正是那些比较有知识的人掩盖了他们的风光,动辄讲起某某当年被他们打的哭爹叫娘的狼狈相非常不屑。我发现他们当中很少头脑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学什么知识根本学不进去,兴奋点全不在学习方面,工作能力自然也差,周围的人们往往对他们心存戒备,避而远之。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社会的平均值,比较仇富,社会进步了,没有多少他们可以发扬光大的机会,连黑社会雇凶都用不着他们,因为他们打人都是对方不还手,证明不了他们的对抗技击能力。有些被他们打过的小流氓回过头来报复他们,也让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感受过挨打的滋味而有所反思。他们非常留恋自己过去曾经感觉辉煌的年代,认为现在的社会简直糟不可言,跟老人家在的时候没法比,吃、穿、住完全不重要,主要是现在的人缺乏他们当年的革命精神。也敢背地里骂几句中央领导人或下面当官的,十分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希望老人家率领他们再搞一次革命东山再起,遗憾的是老人家只能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而不能重复昨天的故事了。有时候也凑到一块儿聚会,很动感情的甚至流着热泪唱着过去的歌:“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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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