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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文革7

那年代人们都经历了革命,现在讲起来就是故事。 

 
 

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

  老纪头成天听见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琢磨其中必有差别,按理说万寿无疆要比永远健康高一级,可是经反复比较发现有点儿微妙:
  “我看还是林彪合算,万寿无疆也没说不得病,永远健康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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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派与孤胆英雄

   逍遥派是被批判对象,逍遥派是指文革中没有参加派性斗争的一部分人。其罪过在于:
    1.不积极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态度消极。
    2.没有革命立场,人们当时都要自称左派,以左派为荣。
   什么消遥派,中间派,骑墙派都是落后的,至于右派那就是敌人了。当时的人对左、右很敏感。很多人对右侧通行不理解,要求改为左侧通行,不知道后来卡在哪个主管领导那儿了,没改过来。
   不过据我所知,很多所谓消遥派都有一些原因才消遥,有的是搞不清是非(实际上那时谁也没搞清是非),不知道押宝参加哪一派;还有的因自己政治条件不好、成分不好或身体不好,怕干不动文化大革命这么累的活。
   老曲当年是在校的大学生,也就是老五届,他身体不好,学校在吉林,家在沈阳,一看两派打的不可开交,搞不明白就跑回沈阳休养身体。到了68年两报一刊有个社论叫《复课闹革命》,规定学校复课,通知老曲去学校,当然革命还是要接着闹。两派学生是水火不相容,住也不能住在一起,当时两派里的多数派在校内住,少数派都住在校外。老曲赶回学校,他哪派也没参加,宿舍很空,只好自己一个人住进原来的宿舍。
   晚上十一点听见有人敲门,一问才知道是原来同班同学陈某回来了,老同学一见面自然很高兴,但是老曲马上意识到陈某是少数派的,现在只身进入多数派领地处境非常危险,很为陈某的安全担忧,陈某见老曲胆小怕事,很有点孤胆英雄的气概,拉开自己的上衣,露出腰间别着的三颗手榴弹,冷笑道:
   “别看他们人多,可是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看看是我怕他们,还是他们怕我的手榴弹!晚上睡觉我就把手榴弹绑门口,谁敢进来我就拉线!”
  老曲脸都吓白了,赶紧劝说陈某千万不要鲁莽,两人唠了一宿也没睡。老曲日后讲起此事说:  
   “那天也不敢睡呀!我第二天赶紧跑回沈阳继续做逍遥派了,再说学校根本也复不了什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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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到底

  人们常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其实也不尽然,邻居黎老先生犟出了名,却并没被打死。
  黎老先生绝非等闲之辈,1927年以前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后退党,早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后来还是董必武的学生,曾被国民党戴笠选去当了三个月的秘书,自己讲在戴公馆见过叶挺将军,不过犟人是做不好秘书的。解放后曾在武汉大学任教,因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校长在武汉大学争得不可开交,而后愤而辞职,北上沈阳。
  黎老先生下象棋确实很业余,象我这样棋艺普通的小学生赢他都很轻松,可是家中的《橘中秘》、《梅花谱》被他用小楷字批得密密麻麻,还给四届全国象棋冠军杨官麟挑过不少毛病。黎老先生不知何时学的数学,从有理数开始,直到泛函分析,写了好几箱子的书稿,曾写文章向华罗庚发难,还写了许多论文寄给数学所,后来均被退回,理由是:“字迹太草,不可辨认。”但黎老先生确有些高深莫测的味道。
  红卫兵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时给黎老先生挂上了“反动杂家”的牌子,批判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让台上的数十名地、富、反、坏、右、资、叛、特、黑等牛鬼蛇神挨个报上自己的罪名,并要认罪说:“我有罪,我该死!”轮到黎老先生时,却卡了壳。黎老先生操一口湖北话对红卫兵讲:
  “你讲讲,什么叫作反动杂家嘛?”
  一个红卫兵上去就是一钢丝鞭,接着就是一脚,嘴里骂到:
   “你他妈的找死呀!”
  另一个红卫兵赶紧上去劝解:“别惹他,你打死他,他也不会听你的,别让他给会场搅了,让下一个先说。”原来后者早就领教过黎老先生的犟,属于宁死不屈那一伙的,除非立即把他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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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亿部

  我在营口造纸厂干装卸工的时候,党委书记充满激情地向大家宣布:“我厂已成为生产毛选的主要纸张基地,截至现在为止(当时为73年夏天),从我们厂送出的纸张已生产了17亿部毛选!”
   接下来是全厂职工雷鸣般的掌声和响彻云天的“万岁!”“万万岁!”的喊叫声,那时的人们不允许独立思考,能表现出很多自豪,真的感觉到自己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好处都被谁得去了没有人想过。
   当时全国包括婴幼儿约有8亿人口,一人平均两本还多,全国别的造纸厂生产了多少印毛选的纸,印了多少部毛选就不得而知了。毛选至少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印刷量最大的书,远远超过《圣经》的数量,但不知道评选世界最畅销书是否符合条件,因为毛选不是销的,没有定价,全是无价之宝,全部免费白给,说的跩一点儿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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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梦

  有一本苏联小说《阿斯特拉罕》里讲一个苏联间谍专门学了很多年德语,化妆成德国军官打入敌人内部,由于睡觉时用俄语说梦话被发现,结果被盖世太宝杀害了。说梦话有时候的确很耽误事,不仅说梦话耽误事,醒来之后跟别人乱讲梦里发生的事情也会带来不少的麻烦。
   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期,新民县安坨子公社有个三十多岁妇女叫赵秀芹,早上下地里干活时跟平时比较不错的姐妹们讲自己昨晚上特别幸福地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时让身边一起干农活的几个妇女都羡慕的有点嫉妒了,几个农村的老娘们儿在一起偏要抠问细节,那个赵秀芹正在兴奋头上,架不住一问就什么都往外抖落,说到细节,她讲梦着自己跟毛主席上炕了。用辽南大连话讲:这老娘们儿真够膘的!那年头无论男女都说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没有毛病的,估计有不少人作过这种梦,可哪有往外咧咧的呀?农村人不会说亵渎,但是会讲:你这不是糟践人家毛主席吗?这事儿传的快,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午生产队干部就全都知道了,马上大队干部也都听说了,怎么处理?谁也没经验,定个反革命好象理由不充分。于是晚上先把赵秀芹找来,开了个领导班子的内部会,到会都是支部委员以上级别的。赵秀芹做梦时的兴奋劲儿早就过去了,这会儿祘是真睡醒了,吓得一个劲儿哭,搞不懂做的是美梦还是恶梦,支部书记大声训斥她:
   “哭什么哭,丢不丢人?你今儿个是怎么跟地头那几个老娘们儿说的?”
   赵秀琴哭泣着又把早起下地跟别人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寻思自己做的梦也不能算做坏事吧,也没核计这事儿不兴往外说呀,再说我也没多说什么。”
   “还没多说什么?你傻呀?你跟毛主席?你看你那个臭德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跟毛主席的警卫员够格不?你连给毛主席警卫员提鞋都不够!” 一个支部委员越说越来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赶劲儿,扯到毛主席的警卫员那儿去了,实际他也没见过毛主席的警卫员。
   其实要说生气还没有什么人真的生气,只是觉得招笑,谁家要是摊上个这么实在有啥说啥的媳妇,往后过日子可得处处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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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印象深刻的标语口号 

   杜甫的诗中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子,造反派的口号也会让人惊心动魄。我曾经见过一列从南边开过来的货车停在沈阳南站,车头上赫然写着大标语:“轧死吴忠!”,底下落款是“锦州革命造反总部”。火车中间有些光滑的油罐车上还写着“油炸吴忠!”,老百姓炸茄盒,炸油条都用豆油,造反派想用石油来炸,够狠!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吴忠是锦州军分区司令员,估计支左时肯定是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所以被打击的造反派要轧死、油炸他才能解恨。后来吴忠被调到北京卫戍区当了司令员,相当于电视剧里说的九门提督,也算受重用很红的,林彪事件上吴忠保卫毛主席立了功,毛主席讲过:“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夸的这个吴忠,粉碎四人帮时,有些高层的老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积极参与镇压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结果停职接受审查。后来据说90年在海南岛出车祸身亡,竟然应验了造反派轧死吴忠的诅咒,果然人言可畏!
   前面说到的吴德曾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深受晚年毛主席的重用,他原来是吉林省省委书记,长春的造反派贴过一条著名的大标语:“吴德没有德!”说的是吴德生活作风问题很多,有不少乱搞男女关系方面的诽闻,后来和吴忠一起保卫毛主席立了功,吴德就又有德了,有德无德关键还得看是不是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吴无同音,看来姓吴的起名不宜让后面的字表示美好的事物,否则总要重新证明一下自己,这个姓真的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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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口号歌

  有些关于歌曲起源的说法是:古时候,劳动人民辛苦劳作时嘴里吟唱一些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或曲调可以减少疲劳,放松心情,感觉愉快,于是产生了歌曲。革命也是一种劳动,文革中的红卫兵战士每天革命无论脑力还是体力都很劳累,应运而生的一些革命口号歌也能起到减轻疲劳的作用。
  喊口号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工作中比较消耗体力的事,特别是喊万岁,人人都是振臂高呼,声嘶力竭,甚至还要蹦起来喊,有一首歌叫做“万岁,毛主席!”,帮助人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歌词是:“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连唱十多个万岁不会感觉那么吃力,有点象饶口令,没什么难度,还可以再反复一便。
  有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连唱带喊,中间调整换气还加了一个“嘿!”的叫喊,歌词大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不喘气连喊四个就是好!词曲作者实在没什么要说的了,就是个好!文革以后有一年夏天出差到朝阳,在一个小饭店里吃饭,看见几个爷们儿脱光膀子在那儿边唱边喝,仔细一听他们在那儿高唱:“酒是好!酒是好!酒是好!酒是好!”就字唱起来与酒字同声,曲调一样分不出来。唱毕,大家云山雾罩地连干了好几杯,没什么可说的,都在酒里了。
  国内文化大革命闹的如火如荼,同时还要兼顾与国际上的帝修反斗争,有个歌曲很配合形势:“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他们的走狗!”那时候国际形势非常严峻,用主席诗词里的话讲就是:“已是悬崖百丈冰!”北京有个红太阳,欧洲有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北京--地拉那,恩维尔--毛泽东!在当年的地图宣传画上,中国是放红光的一片,阿尔巴尼亚那里画了一个小号志灯,其它地方都是暗淡无光的革命空白点。中国面临着半月形的包围圈,连越南,朝鲜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也都缺乏革命立场,与我们的死敌苏修有暧昧关系,词曲作者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理解的特别深透,对帝修反就是一个“打倒!”,很简单,没什么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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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纪念章 

  
   文革开始的时候,发行的像章只比衬衣扣子大一圈,量词使用“枚”,说一枚像章;后来做的大了,就应该说一“个”;到碗口大的时候都论“块”。像章生产工艺改进提高很快,早期的小像章只是把冲压铝件(也有极少铁件和铜件)敷上金粉或银粉安上别针就可以了,大小近似香港最小单位的硬币,接着马上就有在头像的背景地上填充红色的珐琅瓷漆,金色红色这两种与革命很有缘分的颜色就都用上了。上海有个厂子开模具的时候在毛主席像的头发部位刻了几条细纹,生产的像章很时髦,人称带头发丝的像章。接着像章开始放大,约有现在一元镍币大小,人们还是看着大的感觉好一些,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创新的智慧,在头像周围刻出辐射状的光芒,把金色的边缘改成双边,可能是双眼皮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拥有一个流行很广的双边大闪光曾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一个追求。
   毛主席穿上草绿色军装登上了天安门之后,如何在像章上表现出来也是新课题,搪瓷工艺此时大显身手,而且出手不凡,开始就有碗底那么大,不仅表现了草绿军装红五星,连毛主席脸上的表情都可以看的很清楚,还可以跟林彪在一起印制在像章上,头像也发展到半身像。从碗底发展到碗口大那就比较简单了,只要把冲压模具做大就可以,不过像章太大戴在胸前影响走路。医学院基础部有位女教师黄湘龄,她是辛亥革命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孙女,一位邻居左女士得了一块硕大的毛主席像章,兴冲冲地喊来同在走廊里做饭的黄老师共享喜悦:
   "您看看这像章好不好?"
   "真不错!就是太大了,有点儿像锅盖。"
   说毛主席像章像锅盖?这可是弥天大罪,普通革命者左女士迅速举报给军宣队,揭发了黄老师的罪行,军宣队立即组织批斗会,把黄老师打的死去活来,祸从口出的黄老师万般后悔,熬不过残酷的革命斗争考验跳楼自杀了,一句话丢了性命!黄老师死后军宣队命令她丈夫何某不准在白天运送遗体,那年代也没有什么车可雇用,何先生竟是半夜里用自行车推着床单包着的尸体走了二十多里地自己送到火葬场!
   至于像章做到脸盆大小那就不是用于胸前佩戴的,是挂在墙上或架起来摆设的。很多农村老百姓在自己家显要的地方挂一张毛主席像,两边写上条幅: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最亲,横联是毛主席万岁,主席像的下面是一张长条桌,桌上放好家里最大的像章,也有把自家所有像章都摆在那儿展示的。虽然形式与供奉财神,关公等相似,但内容完全不同,因为财神,关公的桌上都是涂上红色的馒头,寿桃,香盒什么的。
   毛主席纪念章的形状大多都是圆的,见过心形的,灯笼形的,也有长方形的。长方形在左边是毛主席头像,右边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或是两句主席诗词。还有五角星型,最早流行的一种深红色五星是从铁路部门发行的,俗称大五星,换纪念章成风的时候大五星最抢手,早期有人用五十个大五星换回了一台价值160元的12型永久牌自行车,说明像章升值还是很大。在沈阳,太原街、中街、中山公园都有换纪念章的地方,北京换纪念章的地方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门口,离不远的东风市场门前和西单也有。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沈阳,换像章的情景都很有趣,有的人用块红布别满像章,蹲在地上密谈,有的用个奖状的玻璃框盖住像章,底下垫块绒布,怕磨擦出划痕令像章贬值,很精心的。最多的是把像章别在里面的衣服上,与人商谈兑换像章时,颇为神秘地拉开自己的衣襟,站一个丁字步,很象杨子荣打虎上山亮相的造型。
   现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动迁居民摆地摊在那里处理自己家里的破烂旧物,很多人家都有不少毛主席纪念章也摆在地上换零花钱,见的多了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出好价钱。投资古董珠宝的人们押宝收藏像章风险很大,中国人在那个年代每家都有不少毛主席纪念章,估计各种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的数量比清朝的铜钱总量还要多的多,如果上百亿枚像章都能成为珍宝那可真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收集者手中逾万枚以上的不在少数,有报道最多竟达三十万枚!他们很有耐心地要把发财的美梦进行到底,谁也不应干涉他们花费毕生精力去攒这东西,显示了一种执着,不然的话也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像章只在极少的地方具有使用价值,前些年我看见一个邻居大娘用像章背面锐角的棱边刮自己家炒菜铁锅的锅灰,冷不丁有点不适应,不过并没伤到像章正面。近几年常见出租汽车司机在车里用红带子悬挂上主席像章,说是能避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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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顺口溜  

   文革期间很多顺口溜流传甚广,有的来自官方电台杂志报纸,也有基层民间的。红卫兵开始出现的时候就遇到什么人可以参加红卫兵的问题,基本条件就是要求出身好,阶级斗争就要查是什么阶级出身,于是便有:
   “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有些革命干部子弟优越感很强,自我感觉暂时还不错,他们的顺口溜就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过了一段都时间,文革搞起来老子是英雄的就不多了,都成了走资派,反党分子,成了被打倒的对象,顺口溜就做了点调整: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
  
派性斗争总是分帮分伙的,攻击谩骂几个对立面之间的联合用得着下面的顺口溜: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王八是一家。”
   文革期间不都是骂人的顺口溜,吹牛夸大其词的顺口溜也不少,有个报纸上用过的顺口溜说:
   “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不知道有多长的腿,也没讲是多高的一层楼,搞不懂路线跟上楼是什么关系,大概是想说路线对了,效率高了,可是那年代是不讲什么效率的,那些人也用不着抬腿上楼,用手盖楼,他们用嘴上楼就算数。更多的人觉得政治搞不懂,只要无限信任伟大领袖毛主席准没错,把政治股市的买进卖出都交给毛主席这样的高手来操作: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则用顺口溜来发表学习感受: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实际上无论学习什么,学了才会发现问题,才会提出问题,不学哪儿来的那么多问题?两天走下坡倒是有可能,天天上坡前面只能是悬崖峭壁很危险,要是三天不学就活不下去肯定是中邪了,其实这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污蔑,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像毒品似的让人上瘾离开它三天就活不下去。但就是这样胡诌的顺口溜当年也能被堂而皇之的人民日报多次引用并吹捧,当年趁着闹革命混进人民日报社的编辑水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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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地主

  解放前夕,郭教授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在湖南湘潭的地主父亲去世了,他这个当年的学生理所当然成了继承人,虽然没有继承到什么财产,但却继承了地主的成份。
  文革期间,在大学数学系的郭教授被当成逃亡地主遣送回原籍湖南,那么“逃亡”两个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刚解放时人们还没有弄明白成份的划分方法,所以没找郭教授的麻烦,到了文革时期,虽然不是抓住个地富反坏右都赏五两大烟土,但人们能抓出个敌人总是很有成就感的,知道你郭教授有这么个情节焉能放过?
  郭教授一家很悲惨,全家从沈阳迁到湖南湘潭的乡下,没有了工资收入,子女受到歧视,孩子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郭教授一直都在搞数学,在解微分方程方面颇有建树,自己教数学是专长,学种地确实有些超龄了,他平时很少想到求人办事,无奈生活困境让自己一家无路可走,只好找一些过去的同学同乡帮忙联系工作,可是那个年代谁敢启用逃亡地主啊?一个同乡告诉郭教授:
  “你家里人当年救过毛泽民的命呐!你去找他的崽儿毛远新噻!他不会不管的吧?”
   郭教授自从被打成逃亡地主一直都很委曲,家庭出身不好还算人民内部矛盾,定自己地主成份那可是敌我矛盾呀!他也知道以前家里人救过毛泽民的事,连夜给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写了一封长信,讲了家里人救过毛泽民的详细经过,也讲了自己的经历,表示自己愿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回到教育战线参加教育革命,并希望能够得到毛远新的理解和帮助。毛远新真的收到了这封信,也有所感动,但又不便出面解决,就在信上签写了“请校革委会酌情处理”字样转给了学校,学校革委会领导看到老毛家人写的“请处理”的条子哪有不办之理?当即发出调令,把郭教授一家从湖南迁回了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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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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