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造反派组织的“雅号”

　　文革风起云涌的时候，各个单位都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每个组织自然都有自己的名号，不过派性斗争往往要分成两派、三派或更多派别，几派之间斗争都是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最革命的，互相讲道理肯定谁也听不进对方的观点，结果就是升级为互相攻击谩骂，乃至武斗。几派之间互相谩骂与市井百姓之间互相谩骂有所不同，市井百姓张嘴先骂娘，然后就爷爷奶奶的都来了。造反派组织没有爹娘，互相谩骂都是先在对方名字上做文章，谩骂时当然不会用对方革命化程度很高的名字开骂，都是给对方头上加一个带侮辱性的外号，例如著名的沈阳三大派性组织的名字：八三一红卫兵被叫做“霸山妖”，谐音831；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络站被叫成“无赖站”； 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被喊成“五大官团”、“思想兵”。
　　三大派底下组织的外号就五花八门了，沈阳黎明公司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被叫做“黎明脸肿”。
　　全国比较有名的派性组织有：
　　哈军工当年有个“八八红旗战斗团”，对立面造反团的标语上称他们为“叭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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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

　　小偷侯祥与齐铭上了公共汽车，侯祥没费劲儿就掏得了一个老工人的钱包，得手之后还想戏弄一下被盗者，想在齐铭面前展示一下掏包功底。他把钱包里的钱拿出后，准备将空钱包放回那老工人口袋，不料这次掉角，被发现当场抓住，侯祥立刻十分沉痛地低头检讨：“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今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要学好，你听见没？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你这次。”被盗者十分大度，可能平日里没有多少教训别人的机会，刚才找到了一些感觉， 就是表达的有些模糊，从哪儿论能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呢？
　　 “嗯，嗯，一定，一定……”侯祥趁汽车到站，赶紧逃之夭夭。 老工人打开钱包一看，啊？！是空的！于是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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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皮

　　早期的毛主席语录本是32开白纸本，比较厚，封面是有光的铜版纸，没有塑料皮。66年7月，我和一个邻居到太原街买回力球鞋，看见秋林公司对面楼下正在卖语录本的塑料皮，人们排队已经排到了医大的门口，这真是让我们赶上了，两角二分钱一个，每人限买两个，当年的人都还自觉，很少排队加芯的，我们老老实实排了一个多小时，顺利地买到了语录皮，拿在手里特别高兴。塑料皮颜色不是很红，有点接近药皂的颜色，平面有斜向的纹路，上面有凹进的“毛主席语录”的字样，回到家里令大家羡慕的不得了，我连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效率都好象提高了，后来周围谁也没有我能背颂的语录多就与这语录皮有关。这个红色塑料皮很重要，以后人们把毛主席语录毛选四卷叫做红宝书与红色书皮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毛主席语录的内容也很红。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用塑料做活面书皮的，有可能也是一项发明创造呢，只是看见过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的2P3塑料壳，后来我知道那是三洋公司1952年的专利。
　　 到了68年，社会上开始流行64开本毛主席语录，使用苇浆纸的语录本薄了很多，真的很袖珍，挥动着喊万岁非常省力，语录皮的颜色红的很纯正，上面还套印了毛主席戴军帽的头像，毛主席语录五个字印成了金色，所以除了把语录本称为红宝书也有称为金色的宝书，有个歌曲唱道：“金色的宝书，捧在手中...”。歌曲很抒情，只是捧这个字有些舞蹈动作的味道，如果再理解成毛主席语录的内容也很金就有些牵强了，可以证明红色宝书也好金色宝书也好主要由塑料语录皮颜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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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恋爱观

　　果戈理在讲到沙皇时期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欢追求年轻的军官时戏说道：她们为什么喜欢年轻的军官呢？因为她们是爱国主义者！那个时期没有多少战事，军官们的薪俸不少，所以年轻帅气的军官们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神气活现地走在街上吸引漂亮女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文革期间的中国人当然不乏爱国主义者，中国军人虽然不穿锃亮的长筒马靴但也足够帅气，那个时候怎么看草绿色军装都很美，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两个上衣兜的军人虽然不是个个都帅气的那么明显，但毕竟挑选入伍时检查身体要求很高，部队伙食营养不错，个个红光满面；政治审查十分严格，什么革命也革不到他们头上，即使转业到地方，分配的工作也都是社会上最令人向往的部门，因此，军人是首选，特别是四个上衣兜的军队干部。
　　军人没有那么多，一夫一妻制不能保证供给每个女人都能找个军人回家，还应该有很多种选择。文革时期人们在婚姻恋爱方面与人们参加革命的狂热相比较似乎表现的更为理性一些，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现在的人也考虑家庭条件，但主要是经济能力方面的考虑，婚姻问题在中国历来有门当户对之说，过去人们盖房子修门就能表现出这家人的官阶地位、经济实力，门当户对就是指双方地位、经济、文化等综合条件相当。文革时期的家庭出身与经济条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是一种政治条件，贫农出身与富农出身的两个人结合，贫农出身的家里肯定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一定要感觉自己家在别的方面找回点补差才能心理平衡。我认识一位洪老师，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家庭出身不好，快30岁时经人介绍与一个街道工厂的普通青年女工杨某结婚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女工杨某明显感觉自己的婚姻投资选择失误，追悔莫及，经常高声在楼道里怨诉：“我家哪辈子作孽让我找了这么个臭知识分子耶，我家可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啊，他们家叫什么玩意儿？富农啊！我真是瞎了眼哪！”。甚至中农出身与上中农出身的两人结合，那个上中农出身的都会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心里觉得欠着对方些什么。
　　现在电视剧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节：过去财主家的傻儿子娶了个穷人家的漂亮能干的女儿。在这个婚恋方程式里，财主家的财产项与穷人家漂亮能干项相抵消，傻儿子项与穷人项相抵消，两边基本平衡。我们厂里有个不错的技术员，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女朋友，支部书记给他介绍了一个残疾女青年，那个技术员没有同意，支部书记非常生气：“你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还想找什么仙女啊？”书记还是有些水平的，这话没有当着本人讲，只是想到自己好心好意得不到理解有时在办公室里发点牢骚，在他的婚恋方程式里，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应该小于残疾身体的，所以非常气愤那个技术员不识好歹。
　　家庭出身的最高分是纯正的无产者雇农和工人，最低分是地主和资本家。抗大中学有两个年届三十还没结婚的女教师，校内有几个不错的男教师成份偏高她们都看不上眼，很多老师都议论过她们眼眶高。带领学生下工厂劳动的时候终于逮住了机会，在那里，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成员随便扒拉，下厂劳动一个月，两位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很满意地解决了个人问题。虽然没有当上“爱国主义者”，成为爱劳动一族也相当不错，只是后来都闹离婚，明明讲的都是中国话，偏要说是没有共同语言。文革结束后，想改成爱科学、爱事业或者爱发展经济建设是很多人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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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一个专用词组，当年也是一项政策的名称。在这个词组里“子女”两个字特指那些父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资本家，叛徒，特务，黑帮的子女（以下简称坏人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几个字如何理解到今天我也解释不通，这里不妨再讨论一下：坏人的子女如果是可以教育好的，那么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儿女（为了讨论方便，好人的子女暂用儿女这个词）又怎么算呢？应该存在几种可能情况：
　　一.如果考虑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儿女不用教育就是好的，这在当年明显不符合唯物主义思想。
　　二.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儿女已经教育好了，轮到了对坏人子女教育的阶段，但是以后是否还接着对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儿女进行教育呢？如果接着教育，区别在哪里？难道只是先后时序不同？
　　三.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儿女政治条件优越于坏人的子女，属于不可以教育不好的儿女，是否能说坏人的子女可以教育好也可以教育不好呢。
　　 如果坏人的子女原来是坏人（若原来是好人就不用教育也是好的），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立的话，则坏人本身也应该可以教育好，他们就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显然这是一个自毁命题的悖论。
　　 不知道还有没有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或“儿女”，如果没有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或“儿女”，那就都是可以教育好的，等于白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专用词组强制性地把人们的子女分成两类，实际上是人为地给一部分人贴上另类的标签而已，这种标签带着一种侮辱、歧视，比起当时批判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对人的伤害要严重的多， 今天我们看到黑人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中国在那个时代，出身会带来生活中无数不公正的对待，制定这种不公正政策的人却要说这是一种关怀、温暖，否则会怎么样呢？通通抓起来，像乌里杨诺夫那样把富农及其子女全部消灭掉？然后全都埋到郊外的矿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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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外调

　　搞外调是革命的需要，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每个入党入团的人都必须经过内查外调，落实每个人所填写的履历表格是否属实没有隐瞒；要调查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及各种社会关系，作为掌控本单位人员政治现状的最基本资料；对于重点打击或重点提拔对象的外调更要格外认真，那是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政治任务
　　 全国各地每个基层单位都要调查人们的历史及祖宗三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这是组织部门一项浩大的光荣而艰巨的情报信息工程，外国也有过各种各样的革命，好象没有记载有过什么几乎对每个人的大规模内查外调，顶多也就是派出点小密探或着叫特务崽子搜集一些相关重要人物的情报，文革期间的内查外调无论是动用人员数量还是整体效率效果都要比古今中外的任何密探情报行动的规模大出千百倍，看来革命队伍的纯洁性至关重要。
　　 能参加外调的人多是组织部门的干部，在电子通讯技术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组织部门的同志们抓住了很多搞外调的机遇。开始阶段是部长科长们亲自出马，后来全国比较好玩的地方都跑腻了，实在没有吸引力的地方就让给年轻人去跑，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要到其他科室找些政治上可靠的党团员骨干来帮忙。刚工作不久的小青年谁不愿意出去走走呢？火车费宿费都能报销，每天还有伙食补助，虽然没有导游领着，但也没听说哪个走丢了。
　　 组织部门对搞外调工作的人要求很严，什么事情都不能对外透露，不过到了外边就不一样了，那个年代不搞什么经济，出外作买卖的人很少，大学很多年也没招生，没有去外地读书的学生和干活的民工，火车上旅店里多是些搞外调的，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如何既能把外调工作搞好，又能多去一些景色秀丽的景点而不违反工作原则，还可以增加爱国热情和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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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66年11月大串联时在吉林一个叫梅河口的小车站半夜里等车的时候，唱歌的是一个十来岁要饭的孩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破棉袄，年龄比我当年还小，歌声很凄惋，真的很受震撼。后来所有的忆苦思甜大会都要唱这首歌，却再也没有感觉出那个男孩唱的那么有感染力。现在想来有些分不清他唱的是与他自己要饭境遇相似的情感呢？还是别人规定或告诉他的感受。
　　通常组织忆苦思甜活动的人都是想通过这项活动达到教育年轻一代人牢记旧社会（49年以前）的悲惨遭遇，珍惜当时眼前的幸福生活，从而激励年轻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由于做忆苦思甜报告的多为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对报告会组织者的意图理解的不那么准确，所以经常弄出些葫芦道茄子的故事来。

　　抗大中学请过一位算得上是过去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给中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开始讲到日本鬼子的年代，挨打，挨骂，受欺侮，讲到国民党的时候，吃不饱，干活累的要命还挣不了多少钱，底下学生都很气愤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少女生流下了眼泪。老工人看到底下那么多人流泪，自己也抽泣起来：
　　“最苦还得数六零年啊，俺娘就是那年在乡下饿死的，俺对不起娘啊！呜...”
　　报告会组织者发现味道不对，赶紧上前要把老工人给搀下去，老工人还不知道自己说的已经离了谱，擦干眼泪表示自己还可以接着讲，组织者没办法只好多上几个人把他强制性架走，否则控诉旧社会就成了控诉新社会。

　　大石桥镁矿有个当年死难矿工万人坑，矿上办一个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服务人员在入口处向每个参观者发放一块用高粮糠做的长方形小饼，意在说明伪满时期日本鬼子拿中国工人不当人，吃的就是这种劣等食物。可是回到学校开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竟然说那个小饼很好吃，别的没记住，小饼印象却很深，把学校领导弄得啼笑皆非。人的感觉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倘若你对现在的年轻人说过去日子比较艰苦，总吃粗粮苞米面、高梁米，很少大米、白面，他们也会说粗粮不错嘛，营养更全面，对身体有好处。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学校请来一位铸造厂翻砂车间的模范老工人作报告，报告之后学校召开座谈会，老师们纷纷表示要学习工人阶级的吃苦耐劳的精神，革委会主任强调重要的是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要老工人讲讲解放前是怎么干活的，老工人没有理解革委会主任的用意，实话实说：
　　“小日本和国民党的时候俺也是这么干的，那时候年轻，比现在还能干。俺干活从来不藏奸，偷懒耍滑对不起大伙儿。”
　　他很难搞懂革委会主任本来是想让他讲过去是给反动派干，不能好好干，应该消极怠工才对；现在是给共产党和人民干，应该竭尽全力。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工人来说问题的确复杂了点，有一定难度，让宣传科的干事们整理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类笑话的，因为他们可以随便编一下。

　　批林批孔时，请了一位新民县姓陈的老贫农给宣传队做忆苦思甜报告，讲到旧社会给地主扛活，大冬天天没亮就起来，赶车上县城卖粮食，冻的一直在地上跑了好几十里地，有个跟车的雇农把脚都冻坏了。大家很关心地问那个雇农后来怎么样了，老贫农不屑地讲：
　　“他呀？平时就懒，我让他下来跑跑身上能有点热乎劲儿，他偏萎在车上不下来，怨他自己。好几十岁的人了，连个媳妇都说不上，有点儿钱就喝酒，要不怎么是雇农呢？”
　 为什么这些看来很平淡的事情会当成笑话，甚至当事人丝毫也没有察觉有任何可笑的地方。这里的原因在于忆苦思甜的组织者预制的概念与现场发生的情况出现了错位。前面那个说六零年最苦的老工人根本不懂得预制的概念是：解放前是可以说苦的，解放后应该都是甜的。他凭良心并没有说假话，但是这种报告会是一种政治活动，说真话假话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达到教育年轻人热爱新社会，憎恨旧社会的目的。
　　铸造厂的劳动模范也是如此，他没有搞清楚预制的概念是：给敌人干活干的越多就越反动。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听报告的人原来都是接受组织者们预制概念的！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现任何可笑的地方，一个贫农说一个雇农懒有什么可笑的呢？概念的错位在于预制概念是：雇农是比贫农还要纯正的革命依靠的对象，具有最彻底的革命立场。可是在那个贫农眼里却是“有点儿钱就喝酒，要不怎么是雇农呢？”这种错位调整了人们已经接受了的预制概念：噢，是这样！原来抽象的很完美的雇农形象，因为懒了一点，把脚冻坏了，当然，帐还是应该算到雇他跟车的地主身上。
　　甜不是思出来的，如果不甜怎么思也不会甜的，也不是通过忆苦来感谢什么人才会觉得更甜。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还会搞忆苦思甜活动，因为生活真正变的甜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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