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待篮球场地画线

　　尚老师被当成特务抓进群众专政队，定性特务的根据就是解放前尚老师曾在国民党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读过书，红卫兵认为在那个学校出来的不是军统特务就是中统特务。专政队重点对其进行了审问，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特务定性的新证据，暂时让他参加劳改，每天还要撅屁股站在太阳底下长时间向敬爱的老人家请罪。专政队还特地派了两个红卫兵不远千里去进行内查外调，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过了一个多月，两人回来向头头汇报以后，把正在学校北边劳改种苞米的尚老师叫了回来，很客气地安排在校内操场上给篮球场地画线。
　　一天，去外调的红卫兵张某找到尚老师问：
　　“你知道为什么安排你在校内篮球场干画线的活吗？”
　　“不知道。”
　　“我去外调过你，知道你篮球打的好，现在也基本搞清楚你不是什么特务，我们查访的那些人把你说的像英雄似的。”
　　原来尚老师当年在中央大学时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搁现在的话说也有不少的粉丝呢。不仅篮球打的好出名，影响更大的是当年震惊全国的南京高校闹学潮时，他担任总指挥，集会登高演讲；指派学校足球队员早上四点多钟去下校警的枪支并打开大门；组织篮球队员田径队员做游行的保卫接应；安排文学社负责宣传联络南京各大专院校...俨然一个学生领袖！自己不怕有被杀害的危险，亲手把学生的抗日请愿书当面递交给南京政府的汪精卫！游行的前一天请愿学生的骨干曾经开过会，讨论派谁向汪精卫递交请愿书，学生们知道汪精卫已经很明显地要投靠日本人，杀几个闹学潮的学生根本不会在意。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尚老师站起来很激动地说：“如果大家信任我，我愿意去交请愿书！”话刚说完就赢得了几十个在场同学的热烈掌声，接着有两名同学表态愿意一起去，人们知道这是一次生死考验，真是热血青年！尚老师在学生中算得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日本鬼子打进南京，黑名单上要抓的第一个人就是尚老师。校长给他透了信，他和几个同是宣传抗日的学生连夜逃走，参加了新四军，也有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他们分手时还在燕子矶附近的山坡上辩论过一番，到延安还是到重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都是抗日嘛。只是后来国民党那边没抓过什么特务，也许特务本来就是他们那边产的，用不着抓。没去国民党那边的后来都遇到了不少麻烦，这边的政治审查比较要命，有个姓孟的篮球队员也被当成特务，文革期间在北京被折磨死了。尚老师能活下来算是处境还不错的，前些时间有个电视剧《金陵子潮》就是写的前面那段历史，不过没提后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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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人

　　抗战时期赵先生曾经在南京中央大学读过书，后来带着满腔热情参加了革命，到重庆、西安等地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做过很多工作，解放后在西安一个机关里工作。文革时被当成特务揪了出来，他做地下工作本来就是在国民党的人群里活动，又是南京，西安，重庆这些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定性特务不容置疑，连赵先生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所有情节。陕西省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了严厉打击阶级敌人，隔一段时间就要枪毙一批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有特务头衔当然是阶级敌人中罪恶最严重的，赵先生被判了死刑，市里准备召开公判大会。
　　行刑的前一天，省革委会的军代表林某在圈阅赵先生的材料时，突然发现赵先生填写的证明人是自己父亲的名字。根据年龄经历推算，感觉跟自己老革命的父亲似乎真有关系，于是当晚不动声色地提审了赵先生。核实了赵先生确为自己老父的患难战友之后，觉得事不宜迟，公判大会的布告都已发下去了，死刑名单岂可随意改变？连夜向省革委会其它领导汇报又发现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缓期执行，其它领导各有各的革命工作，都是省级大官，忙的都是革命大事，哪顾得管什么死刑犯名单改不改？听凭林代表处理就是了。
　　第二天赵先生被押解刑场，听了一通枪声之后发现自己还没死，感觉诧异，别人告诉他：你没听见宣判你死缓吗？赵先生后来对我们说在公判大会上他根本就什么都没听见。不久以后，军代表重新组织了对赵先生的审查，结论是“历史清楚”，一个月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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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旧报纸

　　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现在不得而知，以秦初出版发行竹木书简及当时传播文化科学的能力估算，文革破坏的书籍资料千万倍于秦始皇也不止！大破四旧的时候，好像资产阶级思想都藏在旧书旧报纸当中，谁家有几本书都要仔细审查一下然后决定如何处理，不过人们不会把书烧掉，可以卖给废品收购站换点儿人民币补充伙食费。
　　自己花钱买来的书当破烂卖掉谁的心里都会难以割舍，我那时看见家家都成麻袋的把书卖给敲锣打钹插着小红旗的收购站推车，急着张罗把自己家的封资修旧书也处理掉，母亲是个藏书爱好者，她自己年轻时用过的很多线装书都完好的保留着，平日见到喜欢的书宁可少吃少穿也要想法挤点钱买回来，她坚决不肯处理掉自己的藏书，说宁肯等红卫兵抄家全部缴走。我下楼看见我的同班同学家里正在卖书报，就过去帮助搬运，他家里爷爷是教授，爸爸是讲师，整整五大书架书报装了两台带车，卖了120元！当年废纸3分钱一斤，旧书5分一斤，旧报纸二角一斤，足有一两千斤的旧书报，120元钱在当年可以是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卖旧书能卖出这么多钱真让我见了世面。
　　沈阳市马路湾那儿有个古旧书店，当年从收购站划拉了不少各样书籍，特别是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理工科教科书，过几年摆出来卖也不会担多大的政治风险。由于文革期间印刷厂印的都是政治学习资料，十年也没印过多少科技书籍，我到古旧书店买过几十本数学物理方面的教科书，都是花三四毛钱一本买来的，恢复高考以后我进了物理系，有些书就利用上了，特别凑巧的是系里有个老五届的研究生毛某，我买的一本曹昌祺老先生著的《电动力学》的扉页上竟然有钢笔字写着他的名字！我拿着这本书去找他，他也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卖掉的书，革命让他丧失了某些记忆，我有意把书赠还他，他却客气地说还是让我留着做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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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煤渣的教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谁都知道这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词，文革中著名历史学家周传儒教授除了因为有自来水不用担水外其它的活一样也没少干。六八年冬天，当时已年近七十的历史系周教授跟一群家中收入微薄的中小学生在煤渣堆里挑拣煤核的场景令我印象最深。那时候印刷厂锅炉房的锅炉工把炉膛里的灰渣一透出来就装车推到省实验中学东边的墙外面倒掉，一大群人专门等着倒炉灰的车一翻，上去抢那些没有烧透的煤核，弄回家里能省些买煤的钱。周教授带领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也夹在一群孩子中间去翻捡，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黄色呢子上衣，大冬天连顶帽子也不戴，有时炉灰还未冷却，冒着刺鼻的气味，为了几个煤核就顾不得什么烫手呛鼻子了。
　　我去过周教授的家里，周教授家里那时可谓家徒四壁，一间十三平米的东屋，只有一副木头床板支在那儿，床垫子都没有，被褥收进墙柜里，就好象人还没搬进来住的空屋子，实际上是五口之家。何以如此寒酸破败呢？周教授五七年以前是三级教授，月工资240元，在当年可以算是超级高工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工资降到几十元，按说也能维持一家低水平生活，但是周教授性格倔犟，宁可大冷天去捡白菜帮子也拒领工资，竟敢跟当局叫板！今天的民工会笑周教授太傻，给你发工资嫌少还不领，给点儿是点儿嘛，现在甲方单位不给钱，我们都上房顶上或天车上坐着不下来啊！拒领工资在当年可算惊人之举，简直有些伯夷叔齐的味道，最轻的罪名也叫对现实不满。不过历史系领导还算比较温和，没跟他叫真儿，你不领就不领，装做不知道，在那个政治气候下没把周教授送去凌源劳改队已经算是相当宽容。只是苦了他的儿女们，有个儿子学习很好，为了生计初中没毕业就去当了工人，挣工资维持着弟弟妹妹们的最低生活水平。
　　周教授是四川人，嗓音宏亮，自幼聪明好学，有着传奇的经历。 1925年，周传儒以全国前十名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 1930年，周传儒便在教书之余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界的新派别，新趋势》，《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书院制度考》等论著。 1931年，周传儒以历史学全国第一名考取官费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专攻世界史和近代外交史。 后来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从哈同教授学习，1936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学历和著述在文化革命期间还不如没有的好，文革时期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一说，大老粗在当年的中国是具有某种优越感的称谓，人们拍胸脯说俺是大老粗时都相当自豪。
　　七九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周阿斗拜托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周传儒，邓小平的秘书们认真地办理了此事，很快就让周传儒父子就见了面。当时听说周阿斗要来，家里忙的不亦乐乎，原来的住房无法接待贵客，学校临时腾出了四间房子，现给拨了两万元钱装修，很说得过去。周传儒这次没有拒绝，几十年的磨难已经把他的倔犟修理的温顺了许多，人民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他们父子相聚拥抱的照片，真是很美好的瞬间，因为灾难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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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吴教授与张教授夫妻同是数学系教授，吴教授是东北人，张教授是广东人，比吴教授小二十岁，是吴教授的续弦。文革前，夫妻都是教授的家庭实为罕见，因为解放前女人能读到中学的就很稀少，能在大学里讲高等数学像张教授那样的女人凤毛麟角。引人注目的还因为他们属于高工资收入家庭，张教授没有生育过儿女，平日生活节俭，夫妻工资加起来虽然不到四百元，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平均生活费在沈阳乃至全国都是能够排上名次的。那年代谁家有一百元的存款就很不简单，红卫兵抄家时搜出了达到天文数字的三万多元存折！只是存折上的钱已被冻结，否则会被无限热爱毛主席同时也热爱人民币的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名义全挥霍掉。
　　红卫兵并非一无所得，一个红卫兵无意中扔掉一本精装本英文数学书时，书中翩翩飞出几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大票（文革时面值最高的就只有十元），这下吸引了抄家翻英文书直犯困的红卫兵，精神头上来了，噢，钱藏在书里！于是几个原来在屋里翻来翻去无所斩获正准备撤离的红卫兵认认真真一本不拉地把书架上所有的书都用力抖落了一便，他们家书也多，胳膊都累酸了，一共抖落出来1500元现金，许多都是连码的。吴教授两口子并非钱币收藏爱好者，平时发工资看见连码的新票觉得夹在书里当书签很合适，就没有去存银行，结果全被红卫兵拿走做造反的经费了。
　　吴教授是北大著名数学家吴光磊的父亲，治学严谨，父子两人在空间解析几何方面都有所建树。当年吴教授来数学系时被称为爱国人士，学校还在小食堂挂着大字横幅开过欢迎会，很受器重。为什么要抄吴教授的家呢？红卫兵说吴教授是漏网右派，这就实在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证明不了自己不是漏网右派，就连林彪干到那个份儿上最后都成了隐藏在伟大领袖身边的野心家，哪儿还有没问题的人呢？什么叫漏网恐怕跟岳飞那时候的“莫须有”差不多，抓了右派被管制去劳改，没抓的也让你哆嗦，所以批也就随便批，罪名随便安，家可以随便抄，钱当然是随便拿走，是谁拿走的连名字都没敢问，干的漂亮！
　　以前吴教授和张教授看见别的教授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总是要联系自己，自我教育，抓紧抓好政治学习，用先进人物的事迹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其实，一个教数学的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根本就跟不出什么子午卯酉来，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跟不上趟，要数学教授去跟不是很难为人吗？所以尽管如此还是成了漏网右派，冥冥之中感觉有无数的眼睛在监视自己，每天战战兢兢也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这就是对革命像对数学一样过于当真的悲剧。
　　吴教授平日少言寡语，极少与人交往，文革期间又不用去讲课，没有多少机会去犯更多各种复杂的有一定难度的政治错误。张教授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工资很高，但都没有花掉，平时十分朴素，留着齐耳根的五四新时期革命短发，总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蓝色对襟布上衣和打了补丁的旧裤子，脚上是一双黄胶鞋，胸前戴着一个中等尺寸的毛主席像章。每天去学校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手里举着一个语录本，肩上斜挎着一个黄色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十几本政治学习材料和毛选四卷，还有一个南京产6晶体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戴着黑色热固塑料壳的大耳机，一边走路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好象她永远是这样一种形象，第一眼印象会将其身份定位到传说中在大山里隐藏了多年的国民党女特务与捡破烂的农村妇女之间，任何人都很难从外表上看出她是一位大学教授。
　　张教授比较神经质，与人说话全是关于革命的内容，绝不会谈一句家常话，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要求自己。见到以前认识的熟人总要好为人师地给人上一段政治课，塞给别人一本免费发放的学习资料，以比较规范的动作向你讲起抓紧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宣传中央新的精神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新提法，新口号，新观点。实际上没有人会认真听她讲什么，甚至感觉很窒息，因为在她那恍惚不定的眼神中，你或许会感觉到她与我们平日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不属于同一个人类。也许是读书读的多，她在生活能力方面表现很差，生活的很不舒服，加上抄家挨批判受到了惊吓，精神上忍受不了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惊恐的状态，她后来彻底崩溃了，文革后期被送进精神病院，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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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

　　文革期间很多人都讲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喊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先会唱东方红应该没有问题，那首歌唱起来不难，呼儿咳吆比较适合幼儿学唱.可是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难度可确实不小，孩子开始学说话都是从单音节啊吧音开始，BABA，MAMA，连英语都差不多，可是要孩子说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别说普通中国小孩说不上来，就是巴拿马的孩子也容易累着。
　　工具厂职工大院有几个女工，吃完晚饭经常各自抱着都是一岁多的孩子凑到一块儿闲聊。那时候的人们不讲究婴幼儿的智力开发，可能是考虑孩子长大以后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都想教给自己的小孩学会说毛主席万岁。其中有个女工的孩子训练的似乎能发出毛主席三个字的音了，就抱过来给大家表演，发音虽然还不很清楚，但已经博得了大家的喝彩，另一个女工着急了，催自己的孩子学着说，那孩子发出了个毛的音，也获得了掌声鼓励，可是孩子早期学说话是有一定规律的，毛了半天也主不上来，往下就没有了，当妈的急够呛，一个劲地催，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毛，毛，毛...后来不耐烦了突然冒出个妈B，妈B，把大家弄的哭笑不得，孩子妈真是无地自容，两巴掌把孩子打哭了，没想到平时大人嘴里的赃话啰嗦被自己家的小八哥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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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防空洞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几乎没有没看过电影《地道战》的，到了69年，城市里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没亲手挖过地道的，真正的全民动员，全民皆兵!
　　挖地道对于北方人来讲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那年代北方到了冬季需要储藏罗卜、白菜，市内居民也都到外边挖个菜窖，虽然不种庄稼，家家都有铁锹。城里人没给分配自留地，各家各户挖的菜窖还要架棚留个带锁的盖口，防备拿错了别人家的菜或被别人错拿。电影《地道战》堪称经典的挖地道教学片，开始居委会组织挖防空洞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照着电影里的样子做，挖一个深井式的口，然后再向横向掘进，但是这样一来非常危险，特别是沈阳市的地质情况很特殊，地下一两米深就是沙子，容易塌方，附近总有因为塌方造成伤亡事故的传闻，我们掏洞的时候都是在腿上系一根麻绳，后面留人监护。有时候掏洞横向进深太多，看不见就点蜡烛或举着手电筒，两个洞口挖通的时候特别兴奋，反复地从这个口钻进去再从另一个口出来，感觉是以后再也不怕美帝苏修的侵略了。
　　挖洞总出事故，各单位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是挖比较简单实用的防空壕，先挖一条能够让两个人相向通过宽度的深沟，然后在沟两侧的立面上每隔一米多远开出一个拱顶的洞，留出能蹲下一个人大小的空间，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叫猫耳洞。我们抗大中学还搞过演习，头一天要求每人都要编一个带绿叶柳条的帽圈，拉响警报后大家从教室跑进防空壕，猫耳洞一人摊不上一个，就都挤到壕沟里，我当时心里对防空壕总感觉不踏实，不要说炸弹，天上落下块石头也扛不住。我们在防空壕里蹲了约半个小时，喇叭里宣布苏修的侵犯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溃，警报解除，象真事儿似的。后来侵犯中国的苏修那边一直没张罗起来，除了演习以外那么多防空壕一直没派上用场，夏天下雨，冬天下雪，防空壕都成了赃水沟，垃圾沟，学校向区里打了报告，申请把防空壕填平并得到了批准。
　　当时看来工厂里有很多机器设备还有高大的厂房，是防空备战的重点所在，有些工厂里建的防空洞很有规模，钢筋混凝土浇铸，空间也比较大，通风排水考虑的比较周全，防空洞能开进汽车，还能掩藏大型设备。很多防空工程建设到农村山区，铁岭清河的山里就有一台装机容量为十万瓩的发电机组，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洞发电厂，中国那时虽然很穷，但搞这类工程一点都不落后，只是后来用于发电成本很高，工人上班，维修运行都有很多不便，这个战备工程断断续续发电没有什么效益，直到九十年代才拆除。
　　估计伟大领袖也是亲自看过电影《地道战》，所以才告诉大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北京的人防工程有多大规模普通老百姓不得而知，不过现在北京到处都有些旅店开在地下室里，这些地下室都是当年挖地道的产物。70年北京地铁开通时，到北京去亲自体验乘坐地铁感受的学校军代表回来传达地铁开通的盛况时，讲了一些关于地铁的情节，说是北京地铁八个小时可以疏散二十万市区人口，由此看来，当年投资修建地铁并非主要考虑交通拥挤的原因，首先考虑是备战疏散人口的功能。他还讲为了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地铁规划要修一个通道连到中南海，结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否决，战争真的打起来让领袖乘地铁先逃命岂不是太惨了点，那个"让列宁同志先走"的规划只好作废。
　　几十年过去了，体制改革机构精简进行了许多次，但是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人防办这个部门，城市的底下还有那么多水泥建施没有人管理是不行的，利用起来做仓储，商场，旅店算是发挥了作用，很多影视剧组经常利用大型防空洞里搞些警匪枪战、追击逃犯的场景。还有更多没有利用价值的防空洞不好处理，填了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不填容易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是危险。十几年前，我住过的院子里下雨天路面塌了一个大坑，汽车卡在那里出不来，我想起来那地方正是我小时候在下面挖地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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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工事

　　六七年夏季，全国各地的武斗开始升级，各路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枪真炮打起来，居民老百姓躲也躲不开，除了害怕派性组织血洗外还要防备社会上的流氓趁火打劫。
　　这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居民大院里的人们特别团结，大家在一起商量对策，互相帮忙，一致对外。住在一楼的窗户上都安装了铁栏杆，一楼各家把些相对值钱的东西(如:换洗的衣物，被，褥)都放到楼上的邻居家寄存，还有的人家把根本不值钱但也不愿意让人白白抢走的物品(如:柳条筐，旧鞋)搬到了三楼的天棚上。现在想来很滑稽，抢东西也不会有那么笨的强盗，不给工钱还来帮你搬那些什物，可是按照当时藏东西人们的价值观，这些物品都很宝贵，自家敝帚，享之千金哪!楼口的两扇门钉上了铁皮，里面加上很粗的铁棍门栓，一点儿也不比当今防盗门的强度差。不知是从哪个门栋最先开始的，后来各楼门都纷纷效仿：各家都贡献一些厚的木板，在一楼楼梯处斜拉一个大门，开个一次只能进一人的小门，在门后堆落很高的砖头、石块和大块的炉渣，一旦有情况就从楼上推倒砖石和炉渣将门堵死。一天二十四小时各家轮流派人站岗值班，还制定了本楼门的口令。各家各户都备有常规武器：铁锹，斧头，洋镐，棒子，菜刀，真要是来几个散兵游勇打劫的话，鹿死谁手真还很难预料。
　　那段时间家家都象惊弓之鸟，社会上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要忧心忡忡，晚上早早就把楼门锁好，再经各家代表在一起检查确认，然后锁好自家大门。虽然那年代没有电视机，但是收音机还算比较普及，各自回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后睡觉，就算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流氓强盗始终都没有进犯我们的居民大院，他们之所以没有来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他们对居民院有着正确的资产评估数据，否则费很大劲儿搞一次不仅没什么油水可捞弄不好还要亏损。到了冬天，楼道里进出实在麻烦，堆放的炉渣一踩碎楼道里跟垃圾站似的，后来住在三楼的侯老师实在忍受不了楼道里的肮脏，生气地拆掉了斜拉的木门，然后大家又一起清理了炉渣和砖石，只保留了铁棍门栓。
　　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专政队抄家成风时，人们发现修多少楼道工事都是没有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活动会让所有居民束手就擒，专政队让谁自己开门谁敢不开呢？不要说拿走你家的东西，把人带走也没有人敢吭一声的，你还会主动把自己的东西给专政队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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