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文革1

那年代人们都经历了革命，现在讲起来就是故事。 

斗破鞋

　　破四旧时斗破鞋也算得上是文革舞台上比较热闹的一个小品节目，破鞋泛指滥搞男女关系的女人，为什么叫破鞋已无从考察，本来滥搞就是男女之间乱搞，在中国，历来只让女人来承担责任有失公允！就象文革之后什么浆糊都往江青身上抹一样。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如疾风暴雨，雷庭万钧，一夜之间便可席卷全国，仅仅批一个刘少奇或者只批判各省市委书记，七、八亿人口就有劲使不上，那也太浪费能量，后来最高指示也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层层斗下来，直到街道居民组都适当地给分配点革命的活干干，释放些能量，也算是一项不小的工程。破鞋就是那时的靶子，全国各地城乡基层都不难找出几个“破鞋”，文革也用不着讲什么证据，疑似破鞋也就可以了，斗错了当年也很正常，难免，群众运动嘛，两报一刊社论就经常说红卫兵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此，当时社会上长相稍微风流点儿的女人，打扮比较俏美一点儿的都很容易被当成破鞋给斗争了，其实谁也证明不了长的丑的人就没资格当破鞋。
　　 院子里斗破鞋那几天很是热闹，居委会的几个干部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比张罗自己家儿子结婚还忙火，不知从哪个中学会来一伙红卫兵，先是把一个曾经跟别的男人晚上出去看电影的方女士揪到大院当间，挂上一双开了口的破胶鞋批斗，方女士头发又黑又亮，红卫兵看着就眼气，几个人按着，拿把剪刀上去就给剪成个阴阳头，弄来半盆浆糊刷了她一身，贴上字块写上“大破鞋方某”，这个上去煽个嘴巴子，那个上去踢一脚，折磨的简直没人样了。群众情绪高涨，大过革命的瘾，喊口号都向天上蹿蹦，个个喊的脸憋通红，相当投入。居委会孙主任又提议把家庭困难平日不交卫生费人称老钟婆子的也揪来批斗，不知从哪儿又弄出一双破棉胶鞋挂在老钟婆子脖子上。老钟婆子始终不服，挣扎着又喊又骂，但也挣不脱几个背她胳膊的红卫兵，红卫兵和街道革命群众把她打的鼻青脸肿，还架着游街示众。游街走到黄河大街，各居委会也都揪出了不少“破鞋”上街汇合，十字路口热闹极了，人挤人进不去出不来，口号喊的听不出个数，人们很难走过横道，方女士和老钟婆子都被打斗的瘫软了，半是悬空地任人扯拽移动，我看见架着她们的几个红卫兵倒是累得有些吃不住劲儿了，身上也蹭上不少全面粉打的浆糊和墨汁，那几个红卫兵还挨了不少误打呢，什么怨言代价都不讲，革命真是又脏又累心里甜，孩子原来都是好孩子，就是闹起革命来太让爹妈操心。
　　 第二天上午接着批斗，红卫兵乘胜前进又揪出了居委会干部推荐保送的3个破鞋。不过批斗会刚开始，老钟婆子的高中生大儿子也领了一队红卫兵，把老钟婆子给抢了回去，老钟婆子祖宗七辈都是贫农出身，闹革命谁也不是吃素的！头一天来的红卫兵都是些初中生，没有高中生长的壮实，人数也没老钟婆大儿子领来的多，只好撤退。居民组孙主任躲的快，不知藏哪儿去了，否则挨顿胖揍，身上就得掉零件，其它几个“破鞋”也算借了老钟婆的光才没有继续遭罪受。1

砸鱼缸

　　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那时人们对革命普遍理解的不是很透，对闹的印象都还是比较深。中学生大学生逐渐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噢，还不对，理论上主力军始终应该是工农兵，大中学生只能是革命小将。小学生体力单薄，还闹不出很象样的革命，没什么书看也不用看书，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总得有点儿事干才好。社会上当时有一股养热带鱼的热，什么火炬、红箭、霓虹灯、黑玛丽、燕鱼、斑马、虎皮…几乎家家都养，捞鱼虫成群结队地去，卖鱼、换鱼都很红火，制做鱼缸也很时髦，很多成年人都乐此不疲，那个年代的人还普遍缺乏市场经济观点，只是痴迷养热带鱼而已,有时会根据南湖公园花鱼宫里热带鱼的价格,比照自家养鱼繁殖数量增加朦胧地略有增值的感觉。
　　 革命闹到六六年八、九月，红卫兵出现了，第一个战役就是破四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养热带鱼马上被归到四旧之列，限期砸烂鱼缸，那个最后通谍令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摧枯拉朽，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横扫四旧,开创一代新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群众的腐蚀影响，严正警告那些丧失革命斗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衷于养热带鱼的人，限你们8月25日下午四点钟前砸烂自己的鱼缸，把热带鱼全部倒掉，悬崖勒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否则将采取最彻底的革命行动..."
　　 把自己养的热带鱼都倒进下水道是很残酷的,孩子们毕竟花了些钱,投入了很多精力,甚至是感情,但是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强大的威慑力,普通群众一直都非常听党的话,这时候党组织工作放了长假，人们感觉就应该听红卫兵的,舍不得也只能忍痛割爱。纯真的孩子们更听话 ,他们的主动让家长们都不敢不倒掉自己的热带鱼，否则孩子们为了革命会革到自己家的。很多人直到8月25日下午三点五十还在守着鱼缸,也不知道他们都对鱼缸里的鱼默念了些什么伤感告别的话。四点钟一到,灾难横扫了所有的热带鱼,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们实在想不通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它们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得罪过毛泽东老人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把它们当成了四旧倒进下水道。倒掉了热带鱼的人们如释重负,真有一种悬崖勒马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感觉,有些半大孩子揭开排污下水井盖，看见粪水中很多一息尚存的热带鱼还在艰难地游动着，招呼周围的人来观看,人们会看见什么？在那个时代是看不出来自己跟污水中游动的热带鱼有很多相似之处的。2

语录歌

　　如果文化革命继续闹下去，沈阳市一定会把语录歌作为本城市的一项成就，在政治发热的年代，这项成就比GDP值重要的多。传唱大江南北的语录歌正是从沈阳发源流向全国的。沈阳音院学院院长李劫夫是个超级作曲天才，他谱曲的作品《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到现在还经常有人演唱。
　　 当年有个六六届老高中学生耿大权，平时爱好谱曲，准备报考音乐学院,经常去求教于李劫夫一些作曲知识，李劫夫比较平易近人，看见耿大权比较聪明好学，就很热心地辅导他，从没收过他什么讲课费。文革一开始，耿大权就积极参加了运动，并且能积极结合自己的爱好，提出了一个能影响全国的发明创造：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这样将更有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耿大权兴奋得比中了彩票还要喜悦，他把自己的创意讲给恩师，李劫夫也感觉机会来了，这可是大事业啊！过去作曲弄不准总要担心挨整，抓右派，反右倾，李劫夫都差点儿被卷进去，这回给毛主席语录谱曲看你们谁还敢抓我？小耿的想法与李劫夫一拍即合，李劫夫就从毛主席语录本上第一页第一条语录开始谱起：“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 一口气谱了一二十首，有如开了闸的洪水，很多作曲家忙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劫夫俩钟点作的曲子多，更没有流行的那么广。接下来，李劫夫又把当时已发表的三十七首主席诗词全都谱了曲，还把林彪题写的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谱了曲：“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多长的句子多复杂的句式也难不住劫夫同志。
　　 李劫夫是个非常高产的作曲家，不仅大量地谱写了语录本上的语录歌，还尝试把老三篇等毛主席的招牌文章谱成歌曲，如果能接着干下去就会给毛选四卷谱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歌曲，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李斯特在评论肖邦时讲：“天才是一种质的现象。”其实，李斯特没学过辩证唯物主义，事物是会从量变到质变的 ，用那么短时间写了那么多的语录歌被那么多人传唱了那么多年就只有天才作曲家才有可能做到。
　　 后来因为李劫夫跟林彪一伙的几个人如黄永胜等平时都很熟,在延安时就互相走动，交情不错，总有来往，林彪集团覆灭后自然成了被审查目标，问问都是怎么回事儿。李劫夫没学过算命，哪儿知道林彪能当几年敬爱的副统帅啊？连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都没看出来。李劫夫事儿就坏在动作比较快，以为副统帅很快会转正，提前写了歌颂林彪的歌曲，所以被抓起来进了学习班，别人跟的不紧没来得及写或者写的不那么顺溜就躲过去了。学习班不分几年学制，一学习起来就再也没毕业，直到死在学习班,唉，那年头烧香磕头也不容易，就抱错了一只佛脚，白下跪不说还要受到惩罚！那个耿大权脑袋还是够用，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改学中文，语录歌也没敢申报个专利，可惜了了。3

藏东西

忠字舞

　　大跳忠字舞兴起于六七年结束于七0年，全国人民上至七八十岁行动颤危的老人，下至两三岁摇晃学步的幼儿都经历了一次舞蹈的扫盲。
　　 文革兴起时，不仅学校、机关、工厂的革命如火如荼，街道居民组也都纷纷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团、战斗队一类的组织，他们带领着居民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也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每天早、午、晚三顿饭之前都要在楼门口集合，比较讲究的要在正前方放一个毛主席像，上面还要带一个纸板或胶合板做成的红色“忠”字。无论老幼毁成一排，稍息、立正，然后开始跳忠字舞。红卫兵这时要做出表率，站在前面领舞领唱，那时几乎谁家也没有录音机和录像机，都是口头传唱，男女老少个个手里高举着红色语录本，胳膊腿左右伸摆，参差不齐，五音不全，跳起舞唱起歌甚是搞笑。跳不跳是立场问题，跳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总不能把跳的不够好的都抓起来。
　　 年轻的红卫兵集体跳忠字舞看起来还算是那么回事，到了居民组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些老头老太太连走路都很费劲，跳的动作千奇百怪，上下楼一磨蹭就要等很长时间，碰上下雨天也不好办，不能因为下雨就不忠于毛主席了，理论上说不过去。后来复课闹革命的社论一出来学生们回到学校闹去了，街道的革命闹的就没以前景气，忠字舞缺了红卫兵骨干领跳，单是街道居民跳起来比较疲软，三顿饭前还要抓紧做饭，所以坚持忠字舞的推广是有一定难度的。后来放弃坚持跳忠字舞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的确不是不想继续忠于毛主席了，做饭时多想着点怎么忠于也应该说得过去。
　　 此时学校的忠字舞方兴未艾，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交流，忠字舞已经比较规范，学生跳起忠字舞与街道居民就大不相同，前面有高音喇叭放歌曲唱片，大家都穿着整齐的草绿色仿军装，戴着红袖标，站着方阵，跳起舞来虽然不能算做十分优美，但很有气势，造型也不错。虽然没见过什么忠字舞指南，图例之类的资料，但走到哪里大家跳的舞蹈动作都是大同小异，舞曲主要有：《敬爱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青稞酒》《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金珠玛米亚古都》，以藏族歌曲为主，估计歌词也都是拿着几十块钱革命工资的汉族人替人家藏族人编排的。
　　 抛开忠字舞的政治背景不论，单从健身活动的意义来讲，老百姓还是有所获益。活动活动胳膊腿，一套忠字舞跳下来运动量也相当于围着操场跑两三圈儿呢，广播体操虽然没有因什么政治缺陷而被批判，但是缺乏饱满的政治热情。有些忠字舞的动作设计甚至比广播体操更有益于四肢锻炼，比如《青稞酒》里的蹿步，半下蹲，《翻身农奴把歌唱》里的腾跃，都比广播体操里的动作丰富，节奏变化多，移动范围大。很多学校班级文艺队演出的忠字舞就更是多姿多彩了，只记得《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舞蹈动作与范伟式的抓挠武打简直太像了。加上忠字舞的音乐伴奏说是带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至少不像广播体操伴奏那么单调、平淡，活血化淤的效果肯定要好一些。
　　 社会上忠字舞跳的也很红火，工厂里的工人都组织起来跳舞，过去做的工间操就改成了跳忠字舞，69年，抗大中学组织学生到铁路信号厂劳动实习时，我看见工人跳忠字舞要比学生跳的活泼，很放得开，动作难度也大。有一天车间工人大李上班迟到了一小时，班长问他为什么，大李说骑自行车带人被罚跳了几个忠字舞。班长说：
　　 “那也用不了一小时呀！”
　　 “他们看我跳的好，不让我走，让我接着跳。”
　　 “我就知道你又得瑟去了！”５

最高指示的常用工具条

　　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凡有人领读最高指示时，在场的人都要弄出一副比较严肃认真的表情，跟电影《战上海》中一喊：“总裁手谕：”，底下将校全都“咔!”一个跺脚立正差不多，只是老百姓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做的没有那么整齐。
　　 造反派做出任何事情都要引用最高指示，用理论指导行动来证明每件事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做的，如果错误理解或引用不当，老人家也会拿他们没办法，当然要是老人家自己说走板儿了，就不应该有造反派什么责任。
　　 每当造反派要揪斗比较高级的干部时，一定会集体背诵最高指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不知马老先生是否接受自己写了那么多书后来竟然被高度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
　　 每当造反派抓什么反革命分子、走资派、黑帮什么的，总要先念最高指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造反派要破坏什么公共设施、文物时（例如：故宫、龙门石窑）也会背诵最高指示：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最高指示是红卫兵革命群众的斗争法宝，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当然最高指示不只是红卫兵革命群众要经常用，地、富、反、坏、叛、特、右、资、黑们也要用，他们要用最高指示自我批判，检讨自己的罪行，向红卫兵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有些人也会用最高指示来保护自己，红卫兵批斗陈毅元帅时，陈毅元帅就高声说：“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去问周恩来总理是否属实　周总理证明确有其事，结果一场 批斗会不了了之。
　　 有些被革命的对象看见红卫兵举起钢丝鞭或板凳腿要打自己时，也会急中生智大呼：
　　 “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此时即使再邪乎的红卫兵也要稍微犹豫一下，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
　　 “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斌斌，那样温良勤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6

黑白棋子

  外语系教授黄老先生曾是围棋四段，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从黄老先生家抄出了一副围棋，那年代饭都吃不饱，不要说能会玩围棋，能认识围棋也至少算半个文化人儿了。红卫兵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没有人认识此物，因此感觉十分奇怪：圆圆的黑白棋子会被派做什么用场呢？见识不多，想象力总还是有的.红卫兵最容易将特务、间谍类的概念与之联系起来，猜测黑白棋子一定是黄先生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工具，像解数学题似的推导出各种可能性，几个平时祘是头脑比较够用的红卫兵在那儿琢磨、讨论，不仅解出了第一步，还有第二步…。想象出白的代表美国特务、黑的代表国民党特务，老黄头就是中间的联络人，虽然红卫兵自己也感觉不那么肯定，但抓获特务的愿望很强烈，举起围旗对抄家时在外面看热闹的群众宣布找到了反革命的重要证据。
  一个小男孩喊道：“那不是老黄头的围棋吗？”
  一个红卫兵像是发现了知情者，把小男孩叫过来：
  “你说那是围棋？干什么用的？”
  “什么用？玩儿的，老黄头常在院里与老于头玩，还教我们下过呢！”
  红卫兵们原以为这下可以立功了，结果只是一副普通的围棋，让他们大失所望，一下子黄金变成了土块，宝玉变成了石头，于是感觉有点郁闷，气得将两大盒围棋棋子抬手扬了出去，一时间满院子里跑黑白轮子。他们是多么渴望能自己亲手抓到一个真正的特务啊！像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立功，自己还不至于牺牲。7

口号的化简

    文革时期声讨反革命，打倒走资派，通常是通过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声讨大会、游行、游街、贴标语、喊口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开始阶段批判三家村，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那口号还可以喊也算顺口，可是后来革命发展了，要打倒的人多了，喊起来很拗口，要运气多费不少劲儿不说，名字多了拉下一两个还会有包庇反革命的嫌疑。写起来也很费纸墨和浆糊，墙上的位置明显不够。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聪明的造反派对口号做了一定的简化，连续打倒三个以上的走资派基本都是喊姓不喊名。譬如：“坚决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简化成：“坚决打倒彭、罗、陆、杨！”
    沈阳造反派身上的担子不轻，文革前东北局、省委、市委都在沈阳市驻地办公，什么正书记、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好几个书记品种，走资派队伍人数不少。还没算各部门书记员，书记一加员，立刻不值钱。造反派开始搞不清这几个大院里都有些什么人在当领导，于是经常在媒体留名露脸的领导便要首当其冲，造反派见谁灭谁。早期的口号是打倒宋任穷、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徐少甫，前四位都是东北局的书记，徐少甫则是经常出来处理问题的辽宁省委书记，造反派的口号就是：“坚决打倒宋、马、顾、喻、徐！”在本地老百姓中，这样喊出的口号所界定的悲剧人物绝不会被混淆。由于走资派不限指标名额，革命越是深入发展，走资派队伍也随之发展增长，这个口号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辽宁省委接着又挖出了省委书记黄火青、黄欧东和周桓，于是口号变成了“坚决打倒宋、马、顾、喻、黄、周、徐！”由于有两位姓黄的，比较有层次的造反派写大标语的时候在黄后面还加了一个平方的符号以示双打。后来又把早已养病在家的东北局书记欧阳钦和强晓初也算了进去，把经常出面处理文革期间事物的省委书记白潜和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都算了进去，我看见过比较完整的口号就成了“坚决打倒宋欧马顾喻强黄²周徐白沫！”莫文祥官职最小，以沫代莫表示轻蔑。8

用字避讳与偏爱

　　文革期间很多字词的使用要多加小心，倘若使用不当就会徒然招来是非祸乱。左与右本来是用来定方位的，但是在中国却成了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字，左是进步革命，右是保守反动，连那时的辞海都这么解释，据说跟法国大革命时制宪会议上的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的座位分布有关，他们莫名其妙的怎么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革命与邪教都有很多不容易弄懂的地方。五七年反右，榜上有名的就抓了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实际抓了多少至今还未统计出来。看到右派们的悲惨下场不得不令人对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仅右派戴帽强制劳改可怕，像一些漏划右派，内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板凳替补右派也得时刻提心吊胆，当然一提到左就会踏实些，增加亲切感、安全稳定感。文革时代的人们为了自我保护都懂得宁左勿右，左右虽然没有选择套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概念都很清楚不易搞错，譬如：抓革命是左，搞生产是右；书记是左，校长厂长是右；学马列著作毛选是左，学文化科学技术是右；大老粗是左，臭老九是右；阿尔巴尼亚是左，美国苏联是右；连九大主席台上坐在下面看:左边坐的都是正红的发紫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一干人系，周恩来右边则是朱德，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一批当时主席给足面子才能出来，说话已经不怎么算数的军界元老。有个珍宝岛战斗的代表叫孙玉国，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跟政治局领导握手，从毛主席开始，握一次，就蹦高连喊万岁，然后逻辑左移一位;再握手，再蹦高喊万岁，再左移一位，很有节奏地左移，最后左的不能再左，一直左移到头溢出!右边的政治局委员基本可以忽略，左右分的很清楚。但是从主席正面的位置看，左右正好相反，他老人家总是为大家方便着想。那时好象不提男左女右的说法，否则全体女士都亏大发了。
　　 左右差别巨大，东西也不可混淆，东方红，太阳升，先不管太阳落不落的事情，成语里也有朝不虑夕，人们见面都说早上好。“东风压倒西风”一句就把东方、西方的形势固定下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小流氓打架都引用这首歌的歌词，东风表示东方国家要占上风，东方有了中国那就谁也不怕了，其实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比中国还要东呢。69年成立的东风汽车公司的名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全国到处都有东风商店、东风饭店、东风大道、东风手表，东风市场，却绝不会有西风浴池、西风理发店之类的名字，原来有的也都得改名，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沈阳这个地方由于地理气象条件原因极少刮东风西风，大多是南风北风，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总是搞得很混乱，不知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红与黑》是法国文学家司汤达的名著，但红与黑在中国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色剂，生与死的判词。一切革命的象征都要涂上红色：红心、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五类、根红苗正、红彤彤、红烂漫、红后代、红卫兵、红司令、红太阳...连恐怖染了红色都那么魅力无限。
　　 黑色是被打倒的象征：黑帮、黑线、黑七类、黑文、黑书、黑旗、黑风、黑司令部、黑窝、黑店、黑货、黑心、黑手...坏东西，反动的东西都是黑的。医学院红卫兵斗争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康敏庄时，端来一盆墨汁，让每个在场陪斗的走资派都把双手蘸成黑色，一大排人下垂过膝的黑色双手站在台上展示，不是所有人都能赶上刘备的手臂一样长，还要算上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过去有金盆洗手改恶从善一说，蘸成黑手寓意抓住了资产阶级伸向革命队伍的黑手，但是红卫兵们好像并不希望他们改，都改好了红卫兵还怎么革命呢？跟现在的某些场合很相似，你没问题我还怎么罚款呢？
　　 社与封资修也不容混淆。样板戏，语录歌姓社，民歌，曲艺，传统戏剧，西洋音乐，外国文学全是封资修；学校搞斗批改姓社，学校上课考试姓资姓修；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干不干活都姓社，唯生产力论就是做出再多的优质产品也姓资；农民种粮食以粮为纲姓社，种油料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就姓资了，有了五八年闹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后来吃不上饭饿死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文革始终没让农民停农闹革命，老人家的底线就是不要再饿死那么多人，算是有点进步的，不过还想吃鱼肉蛋花生大豆什么的就有点太奢侈了吧？沈阳地区每人每月供应三两油让陈锡联司令员挨骂委屈了很多年，不让农民种经济作物，陈司令身上也冒不出那么多油来的。9

你爷爷是军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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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