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铁回到班级大概是两个月以后的事。

教室已有了门、窗、玻璃，并且有了桌椅，墙也粉刷过了，墙上还点缀了不少最新最高指示，其实大家从来也不需要仔细去看墙上指示的内容，那都是早已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刘老师正领着全班同学学习一篇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报刊社论，什么一批国际上帝、修、反；二批国内的资本主义；三批人民内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七个主义，至今还令人经久不忘，足见当年之批深、批透、批臭并非夸张。

刘老师让二铁跟我同桌，使我心里有些发怵。他还没坐稳当就凑过来搭话：

“喂，哥们儿，你细皮嫩肉的，什么出身？”

我没理他，觉得有点恶心。他身穿一件油渍抹花的黑色对襟棉袄，内无衬，外无罩，着一条草绿单裤，套一双不系鞋带的破棉胶鞋，说话满是烟油子味儿。

“嘿，跟哥们儿打哑巴缠？”

说着他那大手就伸了过来，拧住我的耳朵：

“不搭理人儿，人儿不大，架子不……”

我本能地一抬胳膊，结果正碰到二铁的下巴上，他张嘴说话，垫到牙上，把舌头咬破了，他“哎呀”一声松开我，再看，他疼的直皱眉，“呸”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我以为他非急眼不可，不料，他却装作大度起来：

“要是别人，哥们儿非打他个满地找牙，不过，打你？！太叫人笑话，这不是欺侮小孩儿嘛！”

我们这一代人一向忍耐多于爆发，低首下心多于趾高气昂，但他如此渺视我却使我不堪忍受：

“你是不欺负人就难受，说什么大话！”我气得冒出一句，准备以卵击石。

“嘿嘿！真有你的。”

二铁感到像我这样看来软弱的人竟然不服，十分可笑。最可气的是胖头胖脑的班主任刘东彪，看见二铁拧我耳朵不敢管（据说二铁进学习班后，刘东彪的自行车带天天被扎，所谓神鬼怕恶人不无道理），却来教训我：

“陈琦，你把人家打出血了，还喊什么？问你什么出身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你不清楚你的家庭吗？”

这一连串的问虽然没直接道出我父母都是牛鬼蛇神，却足以使全班同学对我另眼相看了，人们投我以“原来他是狗崽子”的鄙夷眼光，只听见后座的女生何淑敏嘀咕：

“哼，他妈是反革命，去年跳楼自杀……”

我真背运，这个何淑敏就住我家楼下，我家里的事情她算是了如指掌，父母挨批斗、抄家、游街她都跟着起哄、看热闹，后来她爸爸也挨了打，才不那么欢势了。我把头低了下去，脸上火辣辣的，心通通地跳，仿佛反革命就是我，想不出母亲跳楼时最初的感觉怎样，觉得自己也像是从楼上坠下来一般，而且总也落不了地。听不清别人再说了些什么，也不知全班同学的那种种眼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多久。一下课，生怕与别人的眼光相对，我匆匆走出了教室，想回家，二铁却追了上来：

“哥们儿，别往心里去，不知者不怪，开个玩笑。你没妈，我也没妈，就凭这个也不能让你白受委屈，等哥们儿找老肥子算账去……”

我没吱声，径直回家了，我打算干脆逃学。那时父亲单位被专政的人越来越多，专政队人手少看不过来，已允许父亲回家，但每天要到单位门口低头向老人家请罪，深弯着腰，嘴里喃喃地忏悔。我上学路过他们单位门口从来不敢近前去看，我看见他们低头请罪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要是知道我在旁边看心里会更加痛苦。父亲回家很少跟我谈话，我也不想听他对我讲什么，他要是放毒我是揭发还是不揭发呢？在家里，我得做饭、买粮、买菜，洗衣服，什么都得干，其实也没什么，本地是著名的三两油地区，菜也没什么好买的，蒸两屉窝头能吃好几天。父亲能理解我受的委曲，总说对不起我和下乡插队的姐姐，让我一定多看点儿书。他让我看的都是两报一刊社论、马列著作什么的，说老实话，我打心眼儿里想多看点儿书，好武装武装头脑，可就是看不出兴趣，始终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批判“哲学神秘论”时，曾有报导说八岁的小孩就能学懂哲学，我真是惭愧极了，直到后来知道有神童的存在，也就坦然了。鲁迅全集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是红卫兵抄家时没拿走的，父亲说我还看不懂，我自己从床底下翻出来，他也没反对，可能是觉得读“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书还不至于惹麻烦。

有一天废品收购站的人在院子里敲着锣收旧物，卖书的人特别多。文化的命被革了，用以传播文化的各种书籍自然成了废物，于是人们争相抛售，跟现今股市涨落的原理一样，与其让红卫兵抄去当罪证，莫如一麻袋旧书换回几块钱买油盐。我去卖瓶子、旧鞋子等什物，看见收购站收来堆在地上的旧书中有几本画有大胡子头像的精装书，以为是马克思的著作，便也很想革命，于是质问道：

“谁把马列书籍当破烂卖啦？”

敲锣的老头吃了一惊，弄不好要负政治责任，赶紧跑过来验证，结果“确认”是马列著作：

“哟，真是马克思，这地方阶级斗争真复杂，这是麻子不叫麻子，坑人儿嘛！”老头儿惶恐不安地自言自语。

“给我吧，买还买不着呢！”

老头一听，心安了一些，又舍不得白给我这几本书，我看出了门道：

“秤一下我的塑料鞋底儿，再看那些书有多少份量，多退少补呗！”

老头儿欣然同意，一算，还是我的破烂值钱，我不能吃亏，又顺手抓起几本书找平了。我想：“等我把书看完了还能卖呢！”到家一看，原来“马克思”竟是徐悲鸿给泰戈尔画的像，这使我知道了世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别人也长着密而厚的大胡子。还有几本书是“莱蒙托夫诗选”、“济慈诗选”什么的，我似懂非懂地读起来，但是得躲着父亲，就像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父亲有可能把这些书当做黑货交给红卫兵，他对革命理解得最深，包括思想上的和皮肉上的。

在当时，我算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少年了，一则离开了抗大中学这个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就像大海航行迷失了方向，当然，舵手要是领错了方向也是糟不可言的；二则凭我学过的“抓紧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文章也抵制不了收购站的“黄书”呀，我逐渐地竟看出了兴趣儿，并源源不断地从收购站换回一本本诗集、小说和课本，好在没有人发现我的这些“罪行”。

70年春天，抗大中学开展了争夺青少年的运动，从名册上查出了还有个陈琦，就派何淑敏通知我去上学，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来到学校。对于我来说，班级变化很大。首先是班主任已经换了一位张老师，他是个江苏人，人很温和。原来的刘老师已成了革委会副主任，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全校开会时，可以在前排就座的，并且总坐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的左边。说实在的，那个刘东彪上窜下跳的也算没白忙活。再就是二铁又进了“争青”学习班。这时我个子长了不少，张老师让坐在教室后排，同学们对于我的重返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最怕他们像看动物似的看我这个“狗崽子”。那个年代班级同学经常有随家下乡走光辉“五.七”道路的，不告而辞、时隐时现在班上司空见惯，再者，以前我只上过两个月的学，彼此印象不深。

隔了不久，二铁回到了班级，也就是说二铁又混到手一张“争青学习班”的文凭。那是一个上午，雷打不动的天天读结束后，同学们到操场上跳上几个“忠”字舞，其运动量相当于第四套广播体操还要多一些。而后，人们习惯地聚到教室外的楼角处晒太阳，二铁蹓蹓跶跶走到我面前，像是发现了什么：

“哥们儿，你是新转来的？”他对我竟毫无印象！

“嗯、嗯……不。”我支吾着，并感到好笑。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二铁生得肩宽、体阔、浓眉，一副虎气的面孔，野性十足，特别是手大、脚大，与众不同。他过来要捏我肩膀，我后退两步，感到后背直发紧。

“小身板儿，挺单薄，不经折腾呀！”

“别总动手动脚，你不折腾我就行了。”我又退后一步，架住他那不捏人就不好适当安排的大手。

“十冬腊月生人，哥们儿就好动（冻）手动（冻）脚，嘿、嘿，要讲折腾，用不着哥们儿，再过两个月咱们到农村一块儿折腾吧。”